科研成果
 
 
吴翔宇、卫栋:《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观念变革与发展路向》

发布时间:2022-09-15浏览次数:19

进入新世纪,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全球华语文学创作的中心。在这种格局中,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有三个着力点:一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二是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格局,三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与传播的空间。这三个着力点决定着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坐标,是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三维空间。


儿童文学的中国经验如何走向世界


20世纪中国文学始终挥之不去的焦虑是如何“走向”世界。从五四开始,现代性焦虑的突出体现是“中国人”从世界中被“挤出来”,在此后漫长时期都显示了中国(文学)相对于世界(文学)在时间上的滞后,1990年代“失语症”更是其显在的表现。这一“失语症”到了新世纪并未实质性地解决,关于“中与西”资源取径的讨论依然是新世纪文坛的热点议题。如何摆脱照着西方文学或西方话语模式发展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学界重新思考民族化与现代性关系的意识。不过,这种关系的讨论和反思,在总体上没有逾越百年新文学的思想格局。民族性与世界性原本并非截然对立的概念,两者之间存在着可融通之处,但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地激化。重视“中国经验”,却忧虑于“进入全球化”成了困扰中国文学界的两难问题。


进入21世纪,这种“不对位”的时空关系伴随着全球化的步伐而发生改变,新世纪中国文学不再以“追赶”的方式融入世界文学,而成为全球文学跨语言阅读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一种不依靠“身份政治”的优势,而是依靠本土经验的书写,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释放自信力的手段。与20世纪末文学相比,新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差异是文学生存方式的变革。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作家身份的改变,“自由撰稿人”的出现意味着与体制脱轨,强化了作家自己的身份意识。二是作家与书商建立起默契的合力关系,推动了文学市场化及文化间的对话。三是网络媒介的出现改变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打破了以“精英文学”为主导的文学场域,逐渐生成传统型文学、大众化文学和网络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在此情境下,进入新世纪以来,儿童文学侧重主题出版、纯文学与通俗文学不互相排斥的新特质已逐渐显现出来。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该奖的作家,其获奖理由是:“通过魔幻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这里透露出的信息是:莫言的文学创新之路是与百年中国文学宏大背景和积极推助分不开的,而世界文化的激荡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则是其变革创新的重要精神资源。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有“小诺贝尔奖”之称),成为中国首个获得该奖的作家,其获奖理由是:“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将苦痛纳入中国童年书写之中,从而确立了“追求永恒”的童年精神。


纵观莫言与曹文轩的文学成就,可以窥见两者的共同性:基于本土化和全球化、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关系,将个人经验和民族苦难从现实层面升华到人类精神文化的高度。在文学全球化的时代,无论是儿童文学还是成人文学都面临着经典化的焦虑及文学批评与文学史脱节等困境。莫言和曹文轩的“获奖”表征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的精神蕴含是向世界讲述中国历史变迁和时代风云,并一步步向民族复兴道路迈进的。与此同时,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自身也是从过去的传统中解脱出来,艰难地建构具有现代性和民族性特征的审美风范。莫言和曹文轩文学经验的生成蕴含于这两条主线中。


当他们的文学经验中整合了童年与成年、儿童与成人两种形态时,其所呈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都更具长度、宽度和深度。莫言的《大风》改编为图画书,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儿童文学联结贯通的表征。曹文轩游走于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际,才使得其创作汇聚了“追求永恒”的理想。新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的建构离不开百年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延传,也离不开莫言、曹文轩等作家对于传统资源与域外资源的选择、转换和化用,以及其文学理想的建造、迷惘与重构。以莫言和曹文轩为个案,能关注到中国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和世界文学(世界儿童文学)的现实距离。对于这种距离的正视,比之对它的轻视或无视,将更有助于推动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新世纪中国文学品格的提升。


观照人类命运,书写中国童年


面对国外动漫、幻想类文学(如《哈利·波特》)的冲击,面对新媒介时代创作与批评失序的严峻考验,中国儿童文学从两个层面开启了新的探索。一方面,呼吁立足中国本土现实情境来书写“中国式童年”,这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经验的总结,也是从文化传承与精神认同的层面得到的认知。这种精神认同是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它通过文学的方式隐秘地言说要为儿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另一方面,提升童年的文化含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去探究更为阔远的未来文化图景及精神家园。换言之,这种探索深植于中国民族化的土壤,但主题却是世界性的,精神则是人类性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对于“中国式”和“本土化”的追索离不开全球化、世界性的参照,更离不开历史运动的维度,即南帆所说的“本土必须存在于历史的运动之中”。这里的“历史的运动”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历史,当然也复指整个世界历史的演变发展。抛开了这种特定的语境,民族化、本土性就成了抽象而形而上的概念了。


在20世纪,起到粘合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作用的有启蒙、革命、救亡、教育等宏大命题,但当这些不再作为主导儿童文学创作的要素时,儿童文学的探索则缺少了新文学的牵引。伴随其独立性扩张而来的是自律性不足,儿童文学也逐渐失重。“青春文学”所引起的“低龄化写作”风潮即是这种“失重”现象的具体体现。青春文学对于少年文学的挤压所带来的问题是成人作家的退场或失语,这显然颠覆了儿童文学的生产机制。在此情境下,书写“中国式童年”的议题再次提上日程。自创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关注“童年”问题,只不过这种关注多集中于以教育为内质的现代童年观的建构,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等宏大议题方面。在经历了“童年消逝”等焦虑后,越来越多的学人意识到,儿童文学危机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突围之途必须夯实在中国民族文化的情境里,而对于童年的书写及反思也应该是“中国式”的。新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腾飞所带来的中国巨变,中国儿童的童年生活也发生了代际变迁。国家软实力的提升及中国儿童文学“走出去”形成一种“驱动力”,使得关注“中国式童年”的紧迫性进一步强化。


对于儿童文学如何书写“中国式童年”的问题,学者崔昕平认为,这是一个“被出版热倒逼的‘伪’问题”。确如崔昕平所言,中国作家书写的儿童、童年必定是“中国式”的。然而,如果聚焦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所处的境遇,不难发现,这种“中国式童年”及“中国式书写”已不是显而易见、约定俗成的事情了。尤其是西方幻想文学的引入及新媒体的出现,儿童的阅读视线开始疏离于中国现实的情境,儿童文学“世界性”的模仿开始震荡着“民族性”的标尺。在此情境下,重申“中国式童年”与“中国式童年精神”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这种对于民族性的注意,显然有对全球化语境下文学“一体化”的警惕,更多的是从儿童文学自身发展历程中得出的经验,是在“后革命”时代、童年消费大背景下的中国式发声。换言之,“中国式童年”问题的提出是学界对社会环境变化而衍生“新话题”的一种回应,从而分解为“写什么”与“怎么写”两个紧密关联的创作环节——即何为“中国式童年”、怎样书写“中国式童年”。在“童年”之前加上修饰性的限定语“中国式”是颇有意味的,倡导者指向的是中国的、中国人的童年议题,而不是普适性的人类的童年问题。这种明确的指向性反映了儿童文学学界对于“儿童是什么”的理解自觉,是基于中国童年文化、童年母题的当代省思。


在讨论童年的问题时,学者方卫平提出要区分“现实”童年与“真实”童年。从概念上来看,“中国式童年”书写必须要呈现“现实”童年。因为只有对“现实”童年有洞察力,才能采用合适的艺术形式和方法去建构和书写它。这样看来,“现实”童年是“中国式童年”的基础。确实,由于社会阶层的分化、城乡文化的分立,“现实”童年的生态也纷繁复杂。不过,儿童文学对于“中国式童年”的书写不仅要根植中国现实童年的土壤,而且要从中发现其最“应该”是的模样。从“现实”童年到“真实”童年,反映了儿童文学界基于新世纪中国社会与童年母题的双重思考。两者缺一不可,没有“现实”童年的多维样貌,就难以开掘“真实”童年的深层结构,无法折射和揭示童年精神。同理,如果只停留在“现实”童年的层次上,我们也无法更进一步探究其背后更为真切、更有价值的童年精神。


盘活传统文化,探索中国路径


既然“中国式童年”首要的关键词是“中国式”,进而值得思考的问题就产生了。进入新世纪,随着国外大量幻想性文学作品的涌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该如何立足民族文化的传统,来创作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文学作品呢?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内外两种思想资源如何结合、化用并实现中国化与现代化的过程。经历了百年的探索,中国儿童文学已经积累了民族化与现代化融合的经验,这些经验经过长时段的沉积已能为构建“中国式童年”提供理论支援了。可以说,“中国式童年”的提出不仅体现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自觉,而且反映了直面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观与当代性。这种整体观与当代性不仅横向地展开了童年形态的多维性,而且纵向地扩充了童年介入社会结构的深层性。这样一来,那些标榜“童年”或“儿童”本质主义的话语就在上述系统性、复合性的结构中不攻自破,而那种单向度的儿童/成人的结构关系也被超越,童年的多样性、复杂性与新世纪中国之间的同构关系也由此生成。这正是“童年建构论”与“新童年社会学”合力衍生的结果。


关于“中国式童年”中“中国式”的理解,实质上也关联着对“中国儿童文学”的重新认识。在“何谓中国”的路向选择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在顺应新世纪全新的历史语境中自然有着不同的路径选择。新世纪以来,随着童书市场的逐渐升温,消费驱动了儿童文学的生产。这种“消费先行”的生产机制使得人们更难厘定中国儿童文学转向后的位置。因而,如何在失衡的市场操控的情境下突破模式化的童年书写,依然是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界需要认真思索的根本问题。既然是“中国式”的童年,那么新世纪儿童文学必须面对新的情境下的童年问题展开思考。从时间的层面看,“中国式童年”内在地包蕴了历史、现在和未来三类童年形态。现在和未来的童年暂且不论,历史童年再现了革命战争语境下儿童的生存境遇与精神状况。赖尔的《我的爷爷是战友》、薛涛的《满山打鬼子》、史雷的《将军胡同》、曹文轩的《火印》、毛芦芦的“战火中的童年”系列、张品成的《有风掠过》、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肖显志的《天火》、刘海栖的《小兵雄赳赳》等儿童小说将叙事视点转移至现实时空之外的历史语境。与红色革命成长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在儿童形象塑造上也不再持守一贯的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色彩,而更多的是书写战争中普通的儿童,为那些没有战争历史记忆的儿童读者重拾中国式的童年记忆,补上历史文化的一课。从空间层面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展开,社会分层带来的城乡空间的分立,由此生成了城市、乡村两类童年形态,而这种基于新世纪中国情境而开展的儿童文学创作实践必定会与中国当代文学有着内在的同一性。


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带给儿童文学的童年书写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其中,对于传统童年模式“同一性”的颠覆尤其突出。不同时空区域的童年形态丰富了“中国式童年”的内在结构,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变迁、媒体革命所衍生的童年面貌的复杂性。教育体制、生态意识和城乡分立等情境下的童年面貌亟待重塑,留守或流动儿童是中国文学底层书写的重要观照对象,这种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的出现正是基于青壮年进城务工形成的。因而,对于这类儿童的书写构成了儿童文学与当代文学底层叙事研究的同一性问题。杨元松的《中国留守儿童日记》、航月的《回家:中国留守报告(黔南阅读)》、谢莲秀的《留守还有多远——中国留守儿童调查》以报告文学的文体开展对留守儿童的调查,在展示大量现实数据、素材的基础上记录了留守儿童的心灵创伤。陆梅写作《当着落叶纷飞》的灵感和素材来自于其在贵州支教的经历,对于留守儿童的审视完全植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成人文学无异,源于对儿童这种创伤的反思与批判,作家对留守和流动儿童的书写最为常见的叙事方式包括精神拯救叙事、苦难直观叙事、启蒙批评叙事。


以留守和流动儿童为对象的儿童文学作品引发我们思考底层写作的概念。从“底层”的词源着眼,遵循的是以道德评价为标尺的美学原则,苦难书写是切入底层文学内核的有效手段,其背后凸显的是基于现代化进程而制导的城乡文化冲突。然而,正是由于这种“道德化”的牵引,“底层”也可能被置换为一种抽象化、整体化的“空泛想象”。很多底层叙事在“代言”的想象下导致了底层主体性的缺失,许多小说选取“裂隙空间”的生存境遇来折射底层人生,这种底层叙事由于持守着道德批判的立场,也容易陷入某种写作误区。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底层叙事颇为相似的是,此类留守和流动儿童书写也带有较为明显的知识分子与底层割裂的问题。借用学者南帆的话说即是:以“问题化”“标签化”的方式扭曲底层的真实性。南帆的这种反思是对长期以来知识分子替底层代言叙事的一种警示,毕竟,身份隔膜无法真正反映底层的内在诉求。只有抛却知识分子的代言身份,留守和流动儿童的丰富精神状态才能避免受到遮蔽。


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的新形势


新世纪儿童文学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2000年至2012年,这是儿童文学走向全面市场化且主动与童书出版产业互动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儿童文学畅销书作家开始出现,部分作家作品也出现了追逐畅销和市场的现象。第二个阶段为2012年至今,这是新时代的儿童文学。这是在与市场全面互动的过程中,儿童文学主动适应社会新形势,主动进行主题写作及兼容各类创作倾向的新阶段。“新现实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现实主义成为一股强劲的回流。而新媒体对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与传播接受的全面介入,也使得儿童文学和童书出版成为资本角逐的场域。


文学观念的变革带来了文学创作生态的变化。新世纪儿童文学呈现出三个显在的标志,特别引人关注:一是畅销书作家出现,儿童文学作家进入作家富豪排行榜前列,并涌现出一批影响家庭和学校阅读的畅销书。“杨红樱现象”的出现拉开了商业童书与坚守儿童文学艺术立场的分野。二是原创儿童文学和国外引进儿童文学并驾齐驱,占据了整个童书出版业的最主体的部分,成为阅读的新宠。译介国外童书主要以时效性、类型的多样化为特征,但也存在着重复翻译及各类缩写本、改写本混杂的情况。三是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亲密互动。一方面语文教育关注儿童文学,教材选编了大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儿童文学作家主动参与校园讲座,影响儿童的阅读和作文。


近10年来,张炜、徐则臣、马原、王安忆等人跨界创作儿童文学的现象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暂且不论商业化的驱动,单从创作实践而论,这种转向并非偶然。张炜就曾坦言,“其实我一直在写类似的故事”。如果回溯张炜的创作史,就会发现其言不假。早在1975年,张炜就创作了题为《战争童年》《花生》《他的琴》等短篇小说,因此要割裂这种创作与其被长期熟知的成人文学创作的关系是不公允的。事实上,张炜的《半岛哈里哈气》《少年与海》《寻找鱼王》等儿童文学作品中弥散的民间和旷野的幻想力并非“突发”性的艺术创新,早在创作《九月寓言》《刺猬歌》等作品时,他就将神秘的民间故事及动物寓言运用得淋漓尽致。然而,对于长期从事成人文学的作家而言,这种“闯入”的价值到底何在呢?关于这一点,张炜的回答是“自觉不自觉地打破少儿文学现有的格局”。在这里,“打破”一词揭示了儿童文学自成一统格局的孤立性,成人文学的思想观念及艺术手法的介入无疑丰富了儿童文学意涵,这对于打破儿童文学“自我封闭”的话语体系意义深远。不过,张炜并不认为自己的创作是“转型”或“跨界”,他的创作并没有考虑是否有“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分,他的眼里只有“文学”,没有“儿童文学”,写儿童是“步入文学核心地带”的一种方式。显然,张炜这种混杂两种文学差异性的观念体现了其在未割裂两种文学“一体化”的基础上的互通意识。


自称“半路杀出的野狐禅”的徐则臣创作的《青云谷童话》,也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他似乎不特别注意童话这种文体的独特性,“不懂规矩”地闯入了儿童文学的领地。不过,他的这种闯入“没有生疏,没有隔膜,没有不知如何进入新路径时的茫然和困惑”,但也因无特定文学门类的预设而使得其创作破解了儿童文学约定俗成的常规写法。这其中,童话本有的奇幻性没有减退,而现实的介入与隐喻也没有回避,由此形构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相互交融的艺术世界。童话中只有一个儿童——古里,他被置于现实“创世”蓝图与原始古朴存在的对峙中。徐则臣以一面破解一面重建的方式来营构儿童的童话故事,在规避“训诫化”与“低幼化”的同时构建了既属于儿童也属于成人的全新童话艺术。


由于角色与意识、创作风格与艺术方式的差异,作家的跨界实践也可能带来因“两套笔墨”牵扯所带来的不适感,甚至酿成创作失范、创新变成杂凑的后果,由此生成了如侯颖所说的“准儿童文学”与“准成人文学”的地带。如何调适跨域后的身份转变,处理知识结构的多元化与儿童文学的专业化是始终困扰跨域研究的核心问题。


回溯新世纪儿童文学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对其总体评估和发展预测是连为一体的。新世纪童年观更切近儿童发展,但儿童文学童年美学问题日趋凸显。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的成年与新的代际繁育的延续,儿童文学理论界在儿童观上倡导儿童权利、生存、保护和发展,“解放儿童的文学”也成为新世纪儿童文学观的主导方向。儿童文学要超越童年文化的范畴,站在人类大文化的高度,去弘扬更具普遍性的民族精神和世界意识。这是基于童年观的演进对儿童文学创作提出的新要求。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新世纪儿童文学以“童年”为审美表现的核心,但部分作家对童年生活和文化的理解却仍未进入“中国式童年”的内核,部分作品对于童年的文学关切也未能真正落实到童年文化的全过程之中,这都是亟待我们解决和面对的。另一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在表现童年文化时,虽然新世纪以来的儿童文学作品紧扣“中国式童年”命意,但同时也需要重视人类大文化,让中国童年经验能够与人类普遍经验相联结。


总体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生态出现了复杂变化,从此前的分层走向了朱自强所说的“分化期”,即图画书从幼儿文学中分化出来,幻想小说从童话中分化出来,教育类儿童文学、通俗儿童文学与艺术儿童文学也逐渐分化。分化有助于中国儿童文学成为具有结构性、辐射性、多元功能性的学科,从而使得儿童文学的学科身份、语言、术语、范畴、概念更具专业特性,具有学科的相对独立性。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作为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中的重要支脉,与文学整体发展面貌同频共振,但也具有自己的特质与新质。密切关注新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观念、方法和路径,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儿童文学十年动向,把握当下发展脉搏,展望未来方向。



原载《文艺报》2022年9月14日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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