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儿童文学在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推动下发生，也在两者一体化的现代“人学”系统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学科自主的内在诉求。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出场的前提是“儿童的发现”，对于“儿童”的知识论重构衍生了“儿童文学”这一现代概念。儿童文学之所以是一个现代概念，原因在于它不是等待新文化人去“发现”的本质化的“实体”，而是基于中国社会思想转型而“发明”的现代“风景”。在现代“人学”的指引下，儿童文学的发生被纳入了新文学革故鼎新的整体序列之中，从而确立起自身发展的现代品格。
知识内涵及其历史演化
作为新文学的族裔，中国儿童文学以育化儿童为旨趣，参与了新文学思想与艺术革新的现代工程，其知识属性主要体现在“中国”“儿童”与“文学”三个关键点上。不过，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涵义并非三个关键词的静态叠加，而是在现代中国的情境下以“儿童”为显征、“文学”为内核的结构形态。三者的语法关系建构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体系。
“儿童”概念是儿童文学知识内涵中最具标识度的义项，它不仅是历史与社会的表征，而且能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历史与社会进程。换言之，“儿童”既是历史和社会的主题，又是观照历史和社会的方法。儿童的发现与现代思想的发生具有同构性，人们以什么观点看待儿童，决定了儿童文学的知识性质，对“儿童是什么”的追问是中国儿童文学知识建构的必要环节。这一建构过程类似于库恩的“范式转变”，是一场关乎知识论的科学革命，即从前现代的“缩小的成人”向现代的“完全的人”转变。儿童认识论的更新有赖于“人学”知识观的重构，而这种获取了现代品格的儿童观又有助于知识观的变革。
在对儿童文学描述性的阐释中，“文学”是一个与“儿童”并列的义项，打破两者脱节的关系，有助于重构儿童文学知识系统的意涵及特质。从儿童性与文学性的语法关系着眼，可以窥测出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系统的生成演化。表面上看，文学革命是关于“文学”概念的现代革新，其实质是思想观念的新旧转换。中国新文学不是对古代文学传统的纵向接续，而是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中国儿童文学正是在新文学彰显其现代性的背景中发生的，它的出场亦是对新文学知识属性的确证。由此看来，“何为中国儿童文学”不仅关乎其概念本身，而且关乎新文学内在的语义结构与知识内涵。
时间层面的“传统/现代”、空间层面的“中国/西方”复杂集结，成为儿童文学概念中“儿童”与“文学”现身的语境。既然如此，“中国”不仅要将“儿童”和“文学”联系起来看，而且要将中国“问题化”与“再问题化”。统而论之，作为一种现代概念，“儿童”是人的主体性得以建构之后的一种现代认知。当儿童从“非儿童”的状态回归其本位时，“儿童的发现”意味着一场现代性之旅。由此获得的关涉儿童的认知也就被赋予了新的知识内涵，这种知识从属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范畴。“文学”从来都不是脱离社会生活的存在物，而是社会历史建构的结果。在此机制中，儿童文学成为现代中国社会结构与知识系统的有机组成，同时也借助这种复合结构形塑了儿童文学本身。
发生机制与新知识观的确立
在概念溯源与阐释之外，中国儿童文学同时需要建构一种新的整体性的文学知识观。知识的新旧特质要借助历史的标尺来确认，检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的性质，就必须回答“中国儿童文学是怎样被建构起来的”这一核心问题。为此需要返归历史现场，从发生学的角度系统开掘中国儿童文学新知识确立的机制与过程。
对中国儿童文学新知识的确立做发生学考察，有利于规避本质主义的理论偏误。具体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种先后承接的学理路径：一是在中国社会变迁的情境下观照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二是在中国文学转型的语境下探析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换言之，除了由外而内地切近儿童文学发生的知识场域外，还要紧扣儿童文学自身的本体属性，由内而外地折射中国社会的现代演进。在廓清儿童文学现代发生的基础上，我们还要进一步探寻作为现代知识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如何被生产的？细化来说，这种知识是如何表征现代中国所隐含的文化机理，怎样凸显知识授体在征用、转化过程中精神演化的印迹？换言之，作为现代知识的中国儿童文学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和中国人的“心灵史”的？同时，借助这种现代知识的生产，中国儿童文学又是如何参与现代中国的知识体系建构的？
新文学是在历史中建构出来的，它表现的是特定时空下人的社会生活。中国儿童文学关涉儿童现代化，具有现代性的质素。现代中国所包蕴的思潮异常丰富，各种声音、力量、知识共存，不是传统或现代等单一框架所能涵盖的。加之“现代性”概念本身诡谲多变、歧义丛生，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的内涵并不直接显明。中国儿童文学脱胎于新文学，但新文学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新文化人那里常指新体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并非完全等同的概念；而从概念和时间范畴看，中国现代文学既包括新体文学，也包括部分蕴含现代质素的旧体文学。随着现代文学学科化的确立，新文学在百年历史发展中获取了更为广阔的涵义。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和儿童文学都是新文学的子类，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现代的***学，后者是现代的儿童文学。由于同属于“现代家族”，深植于同一文化传统的母体，两者具有同源性与同质性。
从知识的源流看，现代文学的发生基石是“人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起点则是由“人的发现”延伸出的“儿童的发现”。从“人的文学”推衍出“儿童的文学”即是这种源流关系的逻辑演绎。由此，儿童文学就容易被误解为是从现代文学那里发端的，即先有现代文学，后有儿童文学。事实上，这种观点混杂了新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都是现代性的文学，其发生时间确有先后之别，但两者是“兄弟”关系而非“母子”关系。新文学所开创的“人的文学”是两者共有的传统，在动态的语境下，两者并行不悖地推动这一新文学传统的落地、发芽与生长壮大。这种亲缘性黏合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又因各自的知识特性而没有跌入“从属”的窠臼，不仅呈现了新文学知识体系的多维性，而且也保障了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各自的学科自主性。
知识学科化的过程与反思
知识的学科化解决的是知识板结、零散、无序的问题，从而使其专业化、结构化和明晰化。知识学科化的前提是学科自律，只有学科自律，才有可能为知识生产活动构建万物归一的“元叙事”。知识学科化的起点是学科界分，摆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区分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在新文学传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中进行学科界分无疑是艰难的，它意味着要对一个多元共生的文化母本作条分缕析的解剖，从而确立儿童文学的学科属性和知识体系。
中国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内蕴着一种反思性。这里的反思表面上体现为人们对于“儿童是什么”及“儿童文学是什么”的知识性反思，本质上却意味着人们开始走出传统知识论的狭窄视域。新文学这一母本本身是无法直接确认儿童文学身份的，儿童文学的学科化还得“反求诸己”，一步步切近其本体身份，寻找自身知识体系建构的途径与方法。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界分，要经过先确立主体性后一体化的步骤。知识学科化划定了边界，也就确定了学科的对象、理据和方法，从而形成一个自足自律的系统。但如果执迷于这一话语系统和规整的学科界分而不与其他学科沟通，就势必会造成学科的自我封闭。一旦知识学科化获得了合法性，中国儿童文学就不仅在学术体制中获得了身份，而且能在专业化的推动下不断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于是，跨学科的知识再生产被提上日程。从学科界分到学科互涉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知识生产的完整链条，而学科互涉也并非终点，它也以潜在的方式对学科界分的自主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现代知识体系是在现代中国的动态语境中建构起来的，它既受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又以其独特的知识身份和形态参与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建构历程。文学知识是中国儿童文学话语的原点，在对已有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可以生发出更宽、更广的文学知识，从而为中国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新的资源。特别要提及的是，儿童文学涵容的“两代人”的沟通是一种代际的跨界，如何将这种代际话语转换归并于儿童文学知识体系的建构中，仍然是摆在学界面前的一大难题。由于中国儿童文学还不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其探寻学科自主之路仍需从其他学科中获取知识理据，不过，这种“未完成性”却不断激发学科间的知识互通，并在学科间性中反推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
本文刊发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