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论，研究对象自身的深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在当前学界，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鲁迅以其“文”和“人”的格调而成为研究者热衷关注的对象，鲁迅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鲁学”研究者的学术耕耘密不可分，涌现了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在这个“拥挤”的研究大军中，武汉大学陈国恩教授的鲁迅研究可谓自成一格，其研究着力于在“历史”的语境下找寻鲁迅传统的延传及鲁迅形象的构建，从而在历史与现实的关联中“回到鲁迅”的本体。这种基于古今对话及语境转换而开展的鲁迅研究，将鲁迅这一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历史生成”的存在物，超越了那种绝对化、先验性的价值判断，体现了在复杂的历史中观照复杂鲁迅的创新意识。陈国恩教授这种治学方法不仅于鲁迅研究有效，而且对于其他门类的文学研究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着力于“历史的鲁迅”与“鲁迅的历史”的辩证
鲁迅的定位是一个关乎中国文化进程及评价的根本性问题。关于这一点，陈国恩教授始终把握“鲁迅是谁”这一核心点来开展研究。“鲁迅是谁”的提出原本是鲁迅后人对于学界误读鲁迅而发出的质疑，但也成为关联鲁迅传统与评价的基本问题。立足于动态历史语境和古今对话的平台，我们可以进一步叩问：鲁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鲁迅传统是怎样生成的、鲁迅形象如何在历史的谱系中来评价鲁迅、对于鲁迅的评价是基于怎样的立场？这些问题的提出实质上就是陈国恩教授“鲁迅历史化”的具体表现方式。对于“鲁迅历史化”的具体研究，陈国恩教授的基本思路是归并“历史的鲁迅”和“鲁迅的历史”这两大板块的内容。“历史的鲁迅”就是在历史的线性链条中观照鲁迅传统的生成过程；“鲁迅的历史”则是将鲁迅视为历史文化中的传统，以鲁迅这一“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沉思来折射中国的现代化之旅。究其实，两者互为表里、彼此关联，有效地将动态的历史和变动的鲁迅传统融为一体。这样一来，百年中国的社会文化史与鲁迅的精神生活史就在这种融合中勾连起来了。
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把握住研究对象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作用至关重要。因为研究对象的文学活动和意义得以生成的空间是历史赋予的。当然，这种历史赋予的力量不是随意的，而是有赖于动态语境的塑形作用。这正是陈国恩教授鲁迅研究突出的治学理念。面对着鲁迅研究重要理论问题的论争，陈国恩教授不回避历史，主张在时间的三个纵向发展的路向中开启对话，以实现文学研究“思想逻辑与真实历史的辩证统一”。基于此，历史情境下鲁迅的文学活动及所形成的传统没有被条块分割，而是在整体的历史中相互关联并构成清晰的谱系。这种洞见突破了将鲁迅定格于具体历史阶段的偏狭，在很大程度上将“前鲁迅”“成为鲁迅”这两个阶段不断扩充，从而使得其与“后鲁迅”这一阶段有效接续，完整地呈现了动态历史语境下“鲁迅”本身的丰富性和开放性。鲁迅如此，其他现当代文学作家也是如此。
为了整体性地研究鲁迅，陈国恩教授始终紧扣“历史”“历史化”等关键词来考察动态语境下“鲁迅”的本体，及之于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由于鲁迅的文学活动及自身的形象深刻地影响了百年中国文学（文化）的进程，这就意味着不能离弃“鲁迅与百年中国”这一现代课题，将鲁迅视为一个切入点来思考新文化人的文学想象及话语实践。陈国恩教授获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上述议题的具体实践。在课题的设计中，陈国恩教授将“鲁迅”视为一个卡里斯玛形象，其形象塑造是在历史中完成的，但又不局限于此，他特别注重鲁迅“自塑”形象的能动性及局限。因之，在“自塑”与“他塑”的关系网络中，鲁迅不是被动的、静止的、孤立的存在，而是一位立于现代中国情境下的精神符码。这其中，现代性的历史文化语境与鲁迅的关系是陈国恩教授关注的重心。他没有将鲁迅窄化为“启蒙现代性”的集大成者，也没有将此作为鲁迅思想质变的唯一推力，而是在“启蒙现代性”与“革命现代性”转换互动的关系中审视鲁迅的精神姿态。这无疑将鲁迅思想畛域从启蒙延展至左翼运动的阔大历史时空，鲁迅思想也因集结着对现代性的不同理解而呈现出嬗变性和多元性。于是，在此基础上审思世俗化潮流对于鲁迅的消解就具有了历史的“前因”，由此获取了整体现代性推演的理论逻辑。从革命、政治语境下鲁迅的“炽热”到世俗文化语境下鲁迅的“寂寞”，既体现了鲁迅形象的嬗变，也彰明了语境转换所衍生的文化价值的涨落与差异。陈国恩教授从鲁迅与百年中国之间“互视”所得出的结论，遵循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回归鲁迅”行之有效的方略。
在历史中看鲁迅，“鲁迅是谁”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历史化、经典化的问题。对于这个学界论之较多的领域，陈国恩教授更强调鲁迅研究的当下性、未来性。即从文化建设和中华文化传统的高点着眼，以个案透析社会结构的方法来审思鲁迅精神传统的延续和反思。应该说，缺失了鲁迅对于当下文化的影响和反思的鲁迅研究是有缺憾的，这种析离“后鲁迅”阶段鲁迅传统作用力的看法，盲视了鲁迅超越时代的特性及时代文化的同一性命题，也掐断了鲁迅传统生成发展的完整脉息。对此，陈国恩教授将鲁迅研究视为一种知识化生产而切入时代，从王富仁等先辈学人的鲁迅研究中发掘中国文化建设的未来思考。陈国恩教授认为，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是从中国政治革命与中国思想革命的分野上来界定的思想启蒙者的鲁迅，与1980年代的思想启蒙有着内在的关联，“给了人们可供参照的一个新观念和看待问题的一种新方式”。立于“思想”和“精神”的起点来看待鲁迅，王富仁的《中国反对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也就成为“后来走向个体化、走向启蒙的鲁迅研究追溯为起点”。这无疑切中肯綮。鲁迅研究不仅是一种学理层面的学术研究，也是一种表征社会文化症候的切入点。如果能从鲁迅研究的出发点、过程、方法、立场来窥测研究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这势必会超越以往以“合目的性”为主旨的研究套路，在本质化的概括和研究外开拓出一种更为切近历史和鲁迅的研究方法。而这种从内而外的理论探索正是陈国恩教授鲁迅研究的新的切入点。
沿着这种思路，陈国恩教授的鲁迅研究从“文本”“历史”和“人”的三维结构中探析了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生命。这种看似属于外部研究的方法也因没有绕开鲁迅传统的内核，而更加切近现代中国的真实。这样一来，文本不是纯粹的笔墨游戏，而是铭刻了时代、文化与人的浓厚印记。进一步说，鲁迅所写进文学故事中的人和事也不是子虚乌有的，即使如《故事新编》这类小说也因“新编”而产生了古今推演的话语逻辑。陈国恩教授将“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议题理解为鲁迅历史化、经典化的展开过程，势必要穿透历史时空来看鲁迅，并且在这过程中反观现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从而使得鲁迅及鲁迅阐释夯实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大传统”中。抛开古今中外互视何为第一性的问题，不难发现：鲁迅与百年中国之间渗透着中国文化的古今新变及中外文化的传播接受。这也是陈国恩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这并不局限于鲁迅研究，其《俄苏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即是前述问题的展开，从“世界性”和“民族性”两个维度来思考中外文学的“旅行”，这并非“越位”，而是一种“本位”的坚守。以此反观陈国恩教授的鲁迅研究，给我们的重要启示是牢牢把握现代中国和鲁迅本身的双重复杂性，在人与历史的框架结构中作双向考察和透析，在“回归鲁迅”“回归学术”“回归历史”的系统中把握鲁迅的深刻性、丰富性与复杂性。
二、聚焦于“鲁迅形象”与“中国形象”的双向互动
从鲁迅与百年中国的关系来看，两者具有同构性。即鲁迅与现代中国不是分离的，而是共构的。鲁迅以文人之笔对“现代中国问题”进行了重构与表述。无论是伦理问题、父子问题，还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都能在鲁迅的文学故事中找到线索。更准确的说，鲁迅的思想启蒙和文化改造就是针对“中国问题”所提出来的。从这一角度看，鲁迅对于“中国形象”建构是付诸了努力的，尤其是对于“老中国”形象的艺术塑形及批评，更是入木三分和发人深省。陈国恩教授认为，鲁迅作品的经典意义与“中国形象”具有深刻的缔结。在不同时代，鲁迅意义的游移、偏转，都反映着“中国形象”嬗变，也反映着中国社会的深层次变动。“中国形象”借助文学叙事得以重构，这深刻地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参与现代中国社会化进程的努力。在这方面，鲁迅的塑造之功不容忽略。为此，陈国恩教授指出：“鲁迅是最有资格承担起通过对其创作的研究来审视中国问题的作家”。笔者认为陈国恩教授的概括是非常中肯的。对于“中国”的描摹，鲁迅的文学想象可谓力透纸背，写活了新旧之际国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痼疾。鲁迅非常强调要立足中国本土文化语境来表述中国，他提醒国人不要只注意“世界之外”的问题，而要更注目于社会上的“实际问题”。这种落脚于中国实际问题的文学书写揭示了作为“历史中间物”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危机，为我们解读中国的现代化危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鲁迅“中国形象”的书写所持守的标尺是“现代的”，这是陈国恩教授此类研究的一个价值基点。尽管鲁迅的文学世界中弥散着“黑暗”与“绝望”，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没有追求“光明”与“现代”的精神。相反，唯有洞见了“老中国”形象的陈旧、衰败，才能在重构“现代中国”形象时表达出超出一般人的思想深刻。这种新旧之际的彷徨与追索体现为一种深刻的时空意识。在陈国恩教授这里，无论是鲁迅笔下知识分子的“绕圈”轨迹，还是底层民众的时空“逃遁”，都体现了鲁迅重建现代中国人思维观念的哲学思考。一旦国人开启了现代时间和空间，其思维和行为必定会导入现代文化的潮流中来。对此，陈国恩教授并没有一味地高扬鲁迅现代思想的追索精神，而是将鲁迅置于自我与他者合谋的体系中，深刻地开掘了作为新文化人所纠缠的新旧蜕变的痛苦。可以说，这种丰富的痛苦是“鲁迅形象”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痛苦灵魂”的悸动、犹疑与挣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国恩教授才能从鲁迅的《野草》等作品中洞见其“抉心自食”的自我批判意识，而这种“自戕”是贴近中国文化和文化反抗者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的，进行浓缩为一种“焦虑体验的哲理化”形象。显然，这种“鲁迅形象”与鲁迅塑造的“中国形象”具有同向性，两者是互相印证的。
总体来看，“鲁迅形象”与“中国形象”都是“文学形象学”研究的范围。文学形象学研究离不开文学社会学的方法论指导。陈国恩教授不认同用“庸俗社会学”的方法来套用文学作品，而是主张从内外两面来逼近研究对象的本体。对于“鲁迅形象”而言，陈国恩教授历来主张从“历史中透视”鲁迅，不将鲁迅定格为一个封闭的历史典型，而是在流动、开放的话语系统中定位鲁迅的价值。在“政治”和“革命”语境下，鲁迅形象被赋值的作用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既体现了传播渠道中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意见领袖”的争夺，也彰显了学科调整后国人对于鲁迅形象的“利用”。这种“利用”之于中国现代文化建构起着“双刃剑”的作用，或推动或阻挠文化建设的发展。对此，陈国恩教授主张植入“历史”和“审美”的双重标尺。同时，对于“政治”和“革命”不作单向度的“孤读”，而是在转换与定型两个层面来作系统整体的思考，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不是某种教科书式的结论，而是走入文本与历史的“对话”乃至“裂隙”。譬如陈国恩教授从《伤逝》中读出了传统文化的缱绻与伦理革命的困境；从《长明灯》中看到了传统空间的位移及公关空间的错位；从《祝福》中看出了作为启蒙者的“介入”与“溃败”。凡此等等，可以看出：陈国恩教授的鲁迅研究将鲁迅介入社会的角色、运思及结果全方位地展示出来，这正是“鲁迅形象”之所以能与“中国形象”接续的关节点。
从概念的本义看，“鲁迅形象”可视为“中国形象”的有机部分，这是基于“人学”传统的一种同类项的合并。换言之，“鲁迅形象”实质上是“中国人形象”的具体表征，透过“鲁迅形象”能窥见“中国形象”建构过程中作家的精神史。中国新文学之“新”恰恰体现在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对于“文学现代化”的追索。为了论证中国新文学的起点到底在哪里的问题，陈国恩教授没有在时间节点上做太多的纠缠，而是将中国新文学的基点定位于鲁迅等人所开启的文学革命，认为这是“新文学历史的原点”，从而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化地位。在陈国恩教授看来，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不能以牺牲学科基础为代价，要考虑“社会转型”和“文学转型”两个维面。这些讨论是学科化建构的基本问题，也是鲁迅研究过程中应持守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尽管“文学现代化”的努力不限于鲁迅一个人，但鲁迅之于“文学现代化”及重构“中国形象”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由此看来，陈国恩教授的鲁迅研究符合现代人文传统的，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属性，其所展开的诸多问题的思考也回到“在历史与现实交汇、对话的鲁迅”这一核心命题上来。这种研究既是对前辈学者研究的“接着讲”，也是一种理论创新的“重新说”。
三、致力于“鲁迅传统”与“现代传统”的融通交汇
在文学传统的谱系中，五四时期所开创的“现代传统”与传统中国的“古典传统”构成了一对相互关联的范畴。“现代传统”的确立之于中国文学的转型意义重大，由此也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学科基础。这其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贡献不容低估。“鲁迅传统”从属于“现代传统”，鲁迅的跟随者众多，形成了“学鲁迅”的流派。如何区别、辩证“古典传统”和“现代传统”也成为学界关心的核心问题。“两种传统”的对话及讨论对于理解“鲁迅传统”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对于“现代传统”的价值定位，陈国恩教授认为要从起点上考察其“作为思想资源的意义”。这即是说，判定一种文学（文化）形态是否具有“现代性”，其标准应是整体性看取其是否推动了文学转型、是否可以作为此后文学传统的思想资源。这种探源内在地保障了文学传统在历史过程中的“常态性”，而这种较为稳定的常态是研究者可以触摸历史走近作家、文本的内核。
鲁迅所开创的文学传统不仅影响了鲁迅同时代的人，对于后世的滋养也是巨大的。那么，作为“现代传统”中的一种思想资源，“鲁迅传统”的形成到底是古典传统的延续，还是西方现代思想的结果，抑或两者兼而有之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陈国恩教授没有回避“传统”与“现代”的转换问题，也没有简化与此牵连的“中西”文化交流议题。由是，古今中外的多维网络就建构起来了，鲁迅在此情境下的探索和困境也获致了更为深厚的背景。“背景勾连”是一种“回归历史”“回到鲁迅那里”的科学态度，以此烛照“鲁迅传统”的生成、嬗变应该说是科学合理的。对于陈国恩教授的此类研究，有论者赞誉其为“及物研究”，而这是那些脱逸历史、跳出鲁迅的“新语词轰炸”所无法企及的。
如何科学理性地对待“两种传统”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陈国恩教授的态度首先是“区别”，其次是“辩证”，再次是“融通”。秉持这种方法，陈国恩教授这里的“鲁迅传统”是一种有别于“古典传统”的现代资源，其精神内质是指向“现代”的。同时，“鲁迅传统”所标示的“现代品格”却不是普世性、一般性的，它打上了鲁迅本体的诸多印记。因而，辩证和融通的意识就非常有必要了。在审思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论争时，陈国恩教授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一个中国现实的问题。鲁迅等人对于新思想的探询实质上就是新传统的创构，意味着“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思想门槛”。然而，陈国恩教授没有止于对这一历史“转型”阶段的研究，而是在历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上辩证地思考“鲁迅传统”的现代生成演变。由此，不同历史阶段对于“鲁迅传统”的接受也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效应。在“人的文学”和“人民的文学”不同的话语系统中，“鲁迅传统”的现代内质也表现出不同的特性。陈国恩教授以“人民立场”和“人学”作为厘定“鲁迅传统”的关键词，并将落脚点定位于“中国”“现代”和“文学”这三个密切相关的范畴内，进而思考鲁迅研究“如何现代”“怎样中国”等重大理论问题。
沿着上述研究思路，陈国恩教授的视野实质上进入了历史、人和社会，也走进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体系和文学史框架。将鲁迅研究这一“个案”视为一种公共性的“学案”，成为观照学科建构和文学史等问题的切入点。这种透视性的“扩散”立足于中国新文学本位，也在社会思潮的交互及中外文学跨时空对话中获取了更深厚的学术底蕴。陈国恩教授是以思潮研究开启学术道路的，其浪漫主义、自由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思潮研究也贯彻了这种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研究意识，因而这样的文学研究葆有“活态”性质。在众多鲁迅研究的学者中，陈国恩教授这种面向现代中国、现代中国问题来命意的历史意识，使得其研究始终能把控时代脉搏的跳跃并走在理论创新的前沿。陈国恩教授多篇鲁迅研究成果在高级别学术期刊上发表，并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全文转载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
四、鲁迅研究的周边及其他
鲁迅研究是一个“富矿”，由鲁迅研究衍生的相关话题异常丰富，也很具有理论研究的价值。陈国恩教授有着敏锐的学术洞察力，擅长作文本的学理思考，又能紧扣学术发展的动向，因而将鲁迅研究本体及周边问题都能纳为一个整体，作纵横捭阖的学术探索。由于鲁迅研究之于整体中国现当代文学“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研究者们往往会“拿鲁迅说事”，由鲁迅推及至其他文学现象或思潮中来讨论。陈国恩教授没有排斥这种方法，只不过他更注重鲁迅与其他同类话题的相关性、接洽性，所做的不是一种“强制关联”研究，是一种及物相关的研究。
鲁迅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及高校中文教育影响甚巨。就高校中文教育而言，鲁迅如何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它涉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及中国现代文学的撰史问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理念，陈国恩教授主张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双翼”舞动，但要持守“现代性标准”的前提。他进而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框架里，海外华文文学不能进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并就少数民族文学、旧体诗词的“入史”问题展开过深入讨论，在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就鲁迅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问题来说，陈国恩教授强调鲁迅之于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经典性”，还原作为文学家、思想家鲁迅的形象。作为武汉大学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育和人才培养的教师，陈国恩教授还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降鲁迅教学与研究的事迹，将鲁迅教学与研究作了学术史的研究。在几代学人的努力下，武汉大学的鲁迅研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学界中拥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也正是如此，陈国恩教授培养出的研究生中也涌现了十多名致力于鲁迅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继承了陈国恩教授鲁迅研究的诸多治学方法，在学术的道路上正迈开大步往前走。
陈国恩教授是笔者的博士导师，本人的研究深受陈师的影响。在本人博士论文《鲁迅时间意识的文学建构与嬗变》的后记里，笔者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有对‘文学’的‘挚爱’和‘洞悉’，才可以把人的精神从庸常的模态中解放出来，产生超越的见识和涵盖一切的胸襟，去探究问题的表与里，探询人生的真善与假恶。鲁迅如是，陈老师等一大批知识传授者亦如是”。陈国恩教授治学严谨，在态度上主张厚积薄发，效果上追求隐秀启蔽，这些都是后辈学人需要深入吸收和消化的。通过陈国恩教授治学方法和品格的梳理，笔者领略到了学术研究创新所带来的博大，也获致了一种思史之道为“圣贤之血路，散殊于百家，求之愈坚，则得之愈真”的深刻。
原载《名作欣赏》202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