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周莹瑶:《春天的路线图》:与时代共鸣

发布时间:2022-08-29浏览次数:10

“每一种花开/都是泥土,对雨水最持久的守望”,赵之逵在诗里写道。

赵之逵书中的每一首诗,都是对小石桥村最深情的守望。在漫长的沉淀之后,他的诗开花了,开成《春天的路线图》,那是一座斑斓的百花园,是脱贫攻坚胜利之春的图景。赵之逵是一位对时代具有敏锐洞察力的诗人,他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这春天的讯息,将它们记录在诗行中,每一句,都镌刻着时代的编码,而那或许是超越时间的力量。

“情源于诗”:青年时代的理性探索

赵之逵无疑是一位“年少成名”的诗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便活跃于诗坛。1987年,19岁的他开始研习诗歌,1989年在现代诗社团大展中一举摘得“桂冠青年诗人”称号,1992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流动的光斑》,而当时他刚满24岁,是当年《玉溪诗丛》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赵之逵青年时代的诗歌,充满了青春蓬勃的朝气。从事金融行业的他,文字中展示出感性与理性的交织,尤以理性见长。譬如,在歌颂爱情之时,青年一般会醉心于爱情中的情绪的描画,但赵之逵却这样写下他眼中的“爱情”:“好比雪/很冷的时候/心拧在一起/当阳光濒临/便各奔东西/这不是爱情/不是/爱情不是阳春雪//爱情是伞/是雨天潇洒撑开/晴天自然收起的/那份关心/是我们在林荫道上/默默地享受着的/那种默契……”爱情,这一朦胧轻盈的情感,在他的诗句中被条分缕析,没有百转千回的婉转倾诉,没有欲说还休的青涩低语,也没有繁丽连缀的修辞,只有直面本真的勇气。金融业的从业经历赋予了赵之逵理性的思维方式,他的诗歌抛却了轰轰烈烈的抒情,抛却了繁复驳杂的意象,他的作品立足于深刻的哲思,这让他的诗歌具有有着哲理美。

他早年的诗观是“诗源于灵、灵源于情;而情源于景、源于思。”是的,“情”与“思”正是他诗歌的灵魂。阅读他早年的诗歌,沿着思维的河流溯源而上,可以洞见青年诗人面对浩渺人生的执着沉思。他常取材于身边的微小片段,以思忖每一个抽象的哲学命题。赵之逵以其掷地有声的诗句,叩问着这个世界,叩问着未来。

他探寻着诗歌感性文字之中的理性光辉,探寻能够“存下所有美”的哲学,而这正为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奠定了基础。这种以理性为诗的尝试,是赵之逵诗歌创作的源流,给予了赵之逵诗歌更多的可能性。

十余年来,赵之逵一直没有停止手中的笔。他的作品,常常刊载于各大报刊,而他的作品也渐臻成熟。而随着个人身份的转变,他的诗歌在艺术创作上也发生了革新。

“相互成全”:他与玉溪眷眷情深

“2018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不平凡的一年。受组织委派,我来到离城区近30公里的山乡,驻村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小石桥彝族乡小石桥村,成为赵之逵的诗歌转型之所。他已然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年,他的笔墨不再指向内心的芜杂,而面向外在。他的“思”也从个人之“思”转向家国命运之“思”。这一扶贫经历,可视为一次精神上的“返乡”,以此为契机,他重审玉溪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扶贫工作者的身份给予其“他者”的形象,而亲历山乡生活又让他具有“在场性”。这恰到好处的“距离”让他反思诗歌创作,在此,他的诗歌呈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其本人也被称为“扶贫诗人”。

赵之逵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云南诗人,云南这方湿润温暖的沃土滋养了他的蓬勃诗情,而他的诗歌也是回馈这方土地的赞歌。他曾言“相互成全的人生最美”,而他也与这方土地相互成全。赵之逵的个人经验中,包孕着丰富的“地方知识”,它们被外化为赵之逵笔下的文字。赵之逵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充满了“原生态的美”。他的作品展示出对土地的眷恋与赞美,也激励着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赵之逵的诗歌是面向大众,面向人民的,他的诗歌生长于玉溪,在诗歌的世界里,他相信万物有灵,他以一颗敬畏之心接触这个世界,以热情洋溢的文字回馈这片土地。

赵之逵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他尽量用最朴实无华的文字写作诗歌。这些诗歌充分吸收了口语的特点,也具有云南山歌的民族气韵。它们是来源于中国云南民间的歌谣,它们朗朗上口,适合口耳相传。赵之逵的诗歌多押韵,且歌且吟,音律和谐。他热爱传统诗词,多年的古诗词写作经验,让他的诗歌更具备传统的意趣,更侧重以“比兴”等传统手法作诗,也让他的诗歌更具备音韵美。ang是他喜欢使用的一个韵脚,这样的韵脚高亢激昂,让他的文字具有适合朗诵的效果;而诗歌朗诵,也可以被视为诗歌民间化传播的重要形式。他的诗歌是响亮的,是一首首献给新世纪的歌;他的诗歌是馥郁的,充满了来自第一线的泥土气息。他的诗歌就像一株烟苗,在泥土中沉睡了数十年,终于破土而出,抽出新芽。

在意象的选择上,赵之逵的写作内容充满了南国风韵,他的作品是对生活本身的描摹,他笔下这些生动的细节,饱满得像南国雨林吸足了汁水。“风怕我们失去耐心/一次又一次,用力掀起窗帘/提前赶来报信”(《风提前赶来报信》),春风传递春天的讯息,本是文学作品中的常见表达,但“掀起窗帘”的力度,就让整句诗活络了起来,好像窗帘在为脱贫工作鼓掌;“叶的背阴处,那些久缠于心的难以释怀/终会在向阳的一面打开”(《山音》),植物在向阳面开花本是似乎无足挂齿的常识,但“纠缠于心的难以释怀”,便点亮了诗句,恍然那些在贫困中苦苦挣扎的人,终于在某个时刻露出笑颜;一座不起眼的山峰“从不伪装/原谅了说变就变的天气,放任那些/曾经细心呵护过绿色和花、而今身残影单的薄膜/在任何岔道,随意、随风游荡”(《风向》),这样的山似乎随处可见,但在诗人笔下,这座山就如一位圣人,包容着这里的生灵,包容着人迹。他的诗歌宛如手绘的云南玉溪地图,每一笔都深情款款,色彩缤纷。

而在情感的表达上,诗人往往采取直接抒情的方式,将情绪层层进展到高潮。这让他的诗歌具有感染力,充满了力量:“不屈的农民,把土地中拢起来又/陷下去的那部分,再次拢起/并用脊梁挡住灼烤,又植下新绿”(《生命》)。如同农民情系土地一样,他以饱含敬慕的目光看待土地上的人民,他耕种着脱贫的田野,而诗歌便是热烈的新绿。诚如忧子在评价他诗歌之时所说,他的语言“保持着一种温厚纯粹的生命底色”,于是他笔下的场景就如油画一般被浓墨重彩地表现出来,具有平实而温暖的力量。

“诗言志”:面向时代的“盛世之声”

赵之逵的笔,沿着他的进山之路,在每一寸土壤上耕耘。他这样落笔:“刚进山/便收到了花开的消息”(《进山》)他这样写道。这里的“春天”不仅仅是时间意义上的春天,更象征着以作者为代表的驻村干部将脱贫致富的“春天”带进了山乡。自记忆深处,到眼前,诗人的笔墨紧紧簇拥着这片土地的往事与现状、坚守与变迁。乡村题材一直是诗歌的热点题材,但赵之逵的诗歌跳脱了吟咏乡村美景的一般描绘,给乡村增添了“人”的气息。“我”通过脱贫工作与自然产生互动,生活以诗意的方式呈现出来。他所写之景物,无论是谦逊垂头的“玉米须须”,还是“啄去了菜虫、斑斑点点的健康蔬菜”,或是“开出了围栏的三角梅”,都以小切口,呈现生活的点滴思考,好像一幅幅纪实摄影作品;无论是记叙的“回家过年”还是“脱贫攻坚会议”,都记录了一个个生动的生活片段,好似日常纪录片的场景。这些脱贫的细节,只有一线工作人员才能掌握。

在写作过程中,“思”是赵之逵始终如一的精神脉络。延续了青年时代的理性思考,他的诗歌常常以由物及人的感悟入手,敷衍成篇。但个人情感何以与时代共振,成为赵之逵的艺术探索之一。他向中国“诗言志”传统致敬,将传统的文人使命融入自身的创作理想。诗歌对社会生活的介入,是自古以来的文化血脉,而具有浓厚现实意义的诗歌,流传为绵延千年的“诗史”。赵之逵是一个具有使命感的诗人,以诗为载体,表达时代的脉搏,正是赵之逵诗歌所追求的。他积极以诗歌记录政治活动,在他的笔下,一次次小小的考察,一场场脱贫的会议,都成为了赵之逵的素材。不同于“寄情山水”的悠然闲适,赵之逵的笔有着直面真实生活的果敢,剥去纷乱迷蒙的外衣,文字直指许多被他人文学之网筛去的东西:平困户建档、烤烟的栽种、入户访贫……赵之逵的笔,讲出了美好的“玉溪故事”;如其所言,在盛世之中,发出了正能量的声音。

概览当下,“扶贫”主题的文学作品掀起高潮,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小说作品迭出。云南玉溪的不少诗人也加入“扶贫”诗歌创作,形成云南独特的文学生态。以诗歌的方式言说“扶贫”,事实上有一定的难度。诗歌是一个具备高度抒情性的文体,如何让它成为扶贫工作的忠实记录者,需要平衡“叙事”和“抒情”之间的关系。赵之逵创造性地将“工作手记”艺术化,单首诗歌散点式的抒情与组诗线性的叙事相结合,诗歌之间遥相呼应,编织成一张扶贫工作的大网——如若单首欣赏则如春天一朵盛放的鲜花;若概览全书,则如春花满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身份优势,他将个人化的“小叙事”同公众化的“大叙事”结合,个人经验成为为时代发声的焦点和起点。他将个人的悲欢离合升华为人民的生活百味,与时代对话。赵之逵的诗歌擅长以微小的细节起笔,以个人的情感层层递进,卒章显志,与时代形成共振,成为时代的和弦。他的文字,不流连于个人的情绪和体验,而深入了最潮流的前线。为此,作为语言创作者的诗人尝试以最新流行的社会口语语言入诗。以它们入诗是一个考验,如若把握不到位,会让原本完整的诗歌美感会像泄了气的热气球一般陨落,但是赵之逵的诗歌对此作出了勇敢的尝试,诗歌就像唠家常一样展开,深入每一个家庭,深入细小的对话语境中。从这个意义上说,赵之逵在工作中帮扶山村人民,而山村人民也帮扶了他的语言创作。

赵之逵的诗歌以现实为底本,创作出了这本与时代共鸣的“大诗歌”。与现实生活如此接近的“纪实性”诗歌作品,在追求艺术性的过程中,如何不被现实桎梏,如何追求艺术之境,是一大难题。赵之逵寻找现实生活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平衡,对诗艺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这些细细裁剪的素材,灵活多变的诗句,正是赵之逵诗歌的脚印。在扶贫路上,他拾掇沿途的风景,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蜿蜒山路。


原载《诗刊》20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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