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谢一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综合性研究的新方向》

发布时间:2022-07-09浏览次数:53

中国儿童文学的起步较晚,它的诞生得益于“儿童的发现”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作为一种文类,儿童文学的边界是暧昧模糊的,它的创作特性决定了自己独有的演进逻辑,却又不可避免地在发展历程中与主流文学相互缠绕。作为一种学科门类,儿童文学的定位也颇为尴尬,它有着自己的学科特性,却从始至终与教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其他学科产生交叉重叠。这些问题要求中国儿童文学亟需在确立自己发展框架的同时,开辟出与其他文学现象交互发展的共生路径。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文学史”和“重写文学史”的热潮下,儿童文学也试图拓宽研究场域、确立“儿童文学本位”、寻找多元视角来整合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整理学科资料、厘清发展历程、明晰学科边界。

1987年蒋风编纂的第一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开始,张香还、陈子君、王泉根、吴翔宇等学者纷纷投身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史料梳理与史书编纂,但在“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背后,还必须确定一种基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介入其理论建构和发展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吴翔宇、卫栋合著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正是将儿童文学的一体化进程和整体观研究作为一种切入方法,从儿童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儿童本位”与“儿童文学本位”、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整合等方面搭建一个全面完善的话语谱系,旨在超越纯文学本质主义与非文学工具主义的基础上,以综合性视野开辟出一条探索与重构的新路径。


一、从“儿童文学的小天地”走向“中国文学的大世界”

“整体观”既是一种思想观念,也是学术研究的实践形态。《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研究》中的整体观是构筑于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交错融通的基础上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历时的眼光重新描摹和构建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它与主流成人文学的关系也密不可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两种文学都基于“人学”话语系统的衍化。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具有同源性、同向性。因而,如何处理与成人文学的关系,并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图谱中寻找到自己的“坐标”,就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亟需面对的问题。陈思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过“中国新文学整体观”的概念,他以一种颇为宏大的学术眼光和整体性的研究方法作为出发点和立论点,将中国文学史的内部结构划分为“六个文学层次、三个发展阶段,构成了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以此为基础,文学研究就应该以一个动态发展的方式不断对自身进行扬弃和改进,跳出某一时期特殊文学现象的辖制,理性审思文学“工具论”和“从属论”的关系,敢于回归文学自身。这种努力的结果是“把现代文学从‘政治史’和‘思想史’的附属中解放出来”。由陈思和、钱理群等前辈对文学史宏观和整体研究的推崇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奠基,也为研究者如何进入儿童文学的场域提供了指引。

儿童文学从来就不该被禁锢于某一个“孤岛”,毕竟不存在完全孤立及真空的文学形态。从这种意义上说,该著充分考虑了文学生成的内在逻辑和融通属性,提出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进程的观点,“这种‘一体化’发展的形态反映了两种文学基于共同的时代语境而保持着同向的特质,在‘人的文学’‘人民的文学’整体的序列中趋于一致的文学实践。儿童文学固然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也是从整体文学的普遍性中映照出来的。在考察儿童文学的创作构成时,朱自强提出了“儿童文学=儿童×成人×文学”公式。这种说法考虑到儿童文学所包含的“成人”话语及质素,但在探索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关系的机制和过程方面还显得不够深入。

儿童文学发轫于中国新文学的母体,它在文学的创作和批评中凸显的个性既展现了与成人文学的区别,也导致了在进行儿童文学理论架构时产生一系列的问题,也是对未来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的指引,因此,并不能简单地以“二者选其一”的方式进行回答。所以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生发而来的“整体观研究”和“一体化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摆脱了局部差异的桎梏,从一个宏观的、开放的视野来看待这些问题,更容易获得有价值的答案。

在打通文学内部研究之外,学界还要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联。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与革命语境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关系的影响最著”。五四新文学的诞生本就是一种对时代呼求和救亡使命的回应,彼时的儿童文学自然也承担起了“批判黑暗现实,呼唤时代新人”的任务。当政治意识形态强化时,“儿童形象的政治表征幻化为成人话语世界的‘形象范式’而具合法性”,作为一种文学形象的“儿童”被赋予了新的符号意义,儿童文学和成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性逐渐销蚀,时代的同一性融合了两种文学之间的沟壑。由是,在育化社会主义新人的主潮下,两种文学的“同频共振”特性被激发出来。不过,这种融合不是成人文学对于儿童文学的“兼并”,中国儿童文学自带的“中国性”“儿童性”依然保障了其独特的主体性。在“回到儿童文学本身”的召唤下,中国儿童文学始终没有离弃“文学性”,也坚守着其本有的主体性,这种兼具“一体化”与“主体性”的品格正是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性研究的重要维面。

可以说,该著做到了“两个返归” ——“一是返归儿童文学本身,彰明中国儿童文学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特性。二是返归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场,在文学与社会发展同构的思维视域下考察两种文学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血肉联系。只有多管齐下,贯通儿童文学的内外研究,才能帮助儿童文学走向中国文学大世界。


二、从“自我封闭”走向“交叉融通”

该著为儿童文学“学科界分”和“学科互涉”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就是学科化的开始,但“儿童文学的存在,不等于儿童文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游离暧昧的关系使得儿童文学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同时也与主流文学产生了距离,即彼得·亨特所说:“儿童文学隶属文化边陲族群,但这种边缘化的好处在于其不至于成为任何一个族群或者学科的‘私产’。”....但倘若只强调学科特性而忽略了共性、只注重内部构建而忽略了学科交叉,这门学科势必会走入山穷水尽之境。

在历史中,儿童文学的学科划分有其迫切性,“如果不是将儿童文学看作一个‘实体’,而是当作一个‘观念’,那么,在任何国家,儿童文学都不是‘古已有之’,而是‘现代文学’。作为一种现代的概念,儿童文学是被建构出来的。中国古代虽然有关于儿童的相关文学作品,但学界普遍认为,真正从“发现儿童”到“建立科学的儿童观”都是伴随着近代文学革命逐步显现的。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既来自于西学东渐的影响,又与革命呼求密切相关,文学创作者们有意识地在儿童文学中彰显对旧有文化的反抗和对时代新人的召唤,“而一旦儿童的将来可塑性与未来中国的可能性之间建立关联后,儿童文学就被赋予了构建中国形象的时代使命”。在时代的呼召下,区隔于成人文学的儿童文学拥有了分科立学的资本,并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学科体系。

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举步维艰,它的学科建设同样面临重重挑战。“作为一种专门针对儿童主体而创作的文学类型,儿童文学有其专属的思想范畴、知识依据和研究方法,这些都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确立提供了合法化依据。但由于中国儿童文学先天不足,作为一种文学门类亟需学科化,只有在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界分成型后,才能谈论其学科的主体性、学科间性等后续议题。这就要求儿童文学在学科自建的第一步必须要完成学科界分,即“确立其专属的知识范畴、价值阈限、批评标准和研究方法。

20世纪80年代,班马提出儿童文学要正视与外部学科的联系,突破“自我封闭系统”。尽管跨学科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但在学科建设的初期,儿童文学必须在与不同学科的暧昧纠葛中寻找到学科自建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路径,才能保持自身的特性不被遮蔽。同时,从中国语言文学整体学科建设的内部关系来看,儿童文学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与成人文学是保持同步的”。....如果过于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那么它就有脱离中国文学体系,陷入孤立无援的风险;如果视而不见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迥异,那么它就丧失了自立门户的必要性,陷入孤掌难鸣的危机。故而还是要回到一种整体性的视野和系统性的方法论,以全局性的视野看待学科界分,完成了儿童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才能为接下来打破学科壁垒、形成学科互促的发展模式提供可能。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发展过程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也不断扩展着学科边界,找到不同学科的间性与共性,从而达到跨学科对话的可能。这种尝试无疑是必要的,尤其是在儿童文学因内在‘分层’而衍生学科‘分化’的情境下,关涉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主体性、边界、标准等理论议题亟待重新考量”。在完成了学科界分后,迫切需要削减原本强势的学科本位意识,来为儿童文学的跨学科交流提供可能。只有直面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同与不同,从特殊走向普遍,才能使其在中国新文学中确立一席之地。

对于学科交叉的问题,该著提倡保持一个兼容并包的态度,在一个学科领域里的沉潜深掘固然重要,但如果还能具备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意识,始终保持开放与沟通的姿态,接纳其他学科思想和方法中的有益要素,无疑会更有效地推动理论研究的创新与发展。“跨域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与方法,整合才是最终的价值指向”,这也是顺应学科内部发展规律和外部时代诉求的必由之路。进入“后学科”时代,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必须以拓展为手段、以完善为目标,同时把握好合适的度,既要避免“窄化”也要避免“泛化”。从“学科界分”走向“学科互涉”,并进一步完成“学科互促”“学科共荣”的最终目标。


三、从“儿童本位”走向“儿童文学本位”

中国的儿童观并非古已有之,它是一种现代的概念,而“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与‘儿童的发现’扭合在一起”。....在发现儿童、认识儿童的基础上,儿童文学才有了出现的可能,而从“儿童本位”走向“儿童文学本位”也正是中国儿童文学走向自我觉醒的起点。立足于“整体性”的研究,该著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儿童文学如何一步步从“儿童本位”走向“儿童文学本位”,并就资源整合和史料整理的角度为当下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索引。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百年”是研究的纵深,“中国”是研究的场域,“儿童文学”是研究的对象,但这看似明晰的畛域中却暗含着错综复杂的线索,通往更广阔的场域,想要重塑它的真实面貌就必须回到历史现场中。

新文化运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重新洗牌。为了寻求中国的现代性,彼时的知识分子群体对内部采取了全面批判、否定儒家纲常伦理制度和封建八股文化的方式,对外部采取了借鉴、学习西方文艺思潮的途径。这种西学东渐的风潮席卷了主流文学界,郑振铎据此提出“一切世界各国里的儿童文学的材料,如果是适合于中国儿童的,我们却是要尽量的采用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类型迥然、题材各异,但都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发提供了养料。“异域文化的渗透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可以参照的文化系。”于是在接受之余,本土作家纷纷模仿起西式的思维模式和创作方法,力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呈现新的时代精神。

对西方文化资源的清醒认知也深刻影响到了研究者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源流的评判与把握,“学界学人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中外文化的‘互视’与‘比较’的视野。”....同时,也更加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儿童质素”的挖掘,可以说 “‘内面’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该著中,著者系统性地梳理了百年以来中外儿童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资源,并引用各类典籍中的篇目及思潮运动予以佐证,试图从中国本土资源中找到其自我言说的证据。

尽管中国古代观念中儿童被视为“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 ....这种观点抑制了独立自觉的儿童观的产生,但它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儿童文化资源的缺失,相反某些传统典籍和篇目中蕴含的浪漫主义精神和传奇叙事,既吸引着儿童天然的亲近,又为后世童话创作提供了母本。这也侧面印证了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发掘传统资源、善用域外资源的必要性,同时“中国儿童文学化用传统资源时自觉地将中、西两种资源置于相互参照的平台上,找寻真正适合现代儿童接受的有益质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从被忽略到被发现、从被遮蔽到被区分,儿童文学的历史沿革一路众声喧哗,该著采用编年体例的撰写方式,试图“挖掘被埋藏于文学史地表之下的珍贵史料或文学事件,使其重新‘浮现’”。进而以客观事实为佐证,还原中国儿童文学作出的每一次抉择、转型、发展与嬗变。其系统论的研究方法,则是在中国现当代的坐标轴上搭建一个纵览古今、博通中外的理论框架来囊括儿童文学的所有内部与外部研究。该研究方法摆脱了传统史论作品“论而不述,述而不论”的弊端,能够在详述历史经验的同时完成对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归纳与反思,并顺理成章地与当下引发社会热点的儿童文学研究主题形成对应,引领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和研究走向新的方向。

此外,该著也对以往史论作品“就史论史,脱离实际”的现象进行了纠正。儿童文学并非政治立场和文化政策的传声筒,但它的发展本就与中国现代革命政治语境休戚相关,从“五四”到当下,中国儿童文学并没有回避历史,而是在成人作家有的放矢的取舍中,忠实地展现了时代的声音。虽然这种妥协与平衡有利有弊,也引发了“儿童文学为谁服务”的争议,但与其走向极端将儿童文学隔绝在时代命题之外,不如直面论争,从全盘着手、从系统出发,在两者的互斥和融通中找到交互的锚点。


结语

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景观,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中国“现代性”思想紧密相关,故而一定要在立体综合的动态语境下描摹它的面貌。而中国现代历史本身就杂糅了古今文化碰撞和中外资源交流,如果忽视了影响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复杂历史背景和多元影响因素,断章取义地走向孤立、静态的研究场域,无疑将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

该著尝试总结寻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阶段,并探究其发展规律及开创的传统,剥茧抽丝从表层的个别问题与更深层次的儿童观发展相结合,达到史论互证、夹叙夹议的效果,这在一众学史理论类论著中显得尤为出众。贯穿始终的系统论和整体观研究方法也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在各个方面将儿童文学从层层包裹的封闭天地中推向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其致力于融通传统与域外资源机制,梳理共生关系以及完成多元对话的尝试,对于一种民族化的、具有主体性的“中国话语”的儿童文学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学术评论》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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