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吴翔宇:厘清中国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关系

发布时间:2022-03-28浏览次数:10

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存在诸多叠合的地方,曾被误认为儿童文学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就设有“科幻文学”类别。从接受对象看,科幻文学并不是专门针对儿童来创作的,但因其奇幻的艺术形式而深受少年儿童的喜爱。考虑到接受对象的特殊性,郑文光主张从科幻文学中析离出“儿童文学”部分,科学幻想小说与科学童话是最有代表性的类型。郑文光的区分依据主要是儿童文学的特定文体。幻想小说和童话是儿童文学最有代表性的文体,因而加上“科学”之后也就具有了鲜明的儿童文学特色。这种区分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考虑到了儿童读者及儿童文学文体的特殊性。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种文体的特殊性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加上科幻文学诸多文体处于不断变化中,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地廓清两者关系。


回到“元概念”的审思


既然难以明确科幻文学在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中的归属,那么是否可以改换一种思路进一步讨论,比如绕开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归属问题,直接以文体大类作为区分标准呢?即科学童话是童话,属于儿童文学;科学幻想小说是小说,属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有;科学诗是诗歌,同样属于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共有。这种区分实质上依然不能明确科幻文学的定位、归属及特殊性等问题。而对这些难题的诘问,最终都回到了“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这一组“元概念”上。



由于中国缺乏工业化的背景,科幻文学常被归入神怪文学或政治文学的范畴。上世纪初,“科学救国”推动了译介科幻文学的热潮,对中国儿童文学的产生也起到重要作用。尽管如此,周作人也不赞成用“科学小说”替代“童话”。在他看来,科学小说固然有诸多吸引儿童的文学要素,但童话依然是儿童文学的主文体,它能“引起一个诗的思想,暗示一个美的感情”,而这种精神与心灵的滋养是科学小说那种把知识与艺术融合的表现形式所无法实现的。他指出,科学小说容易造成儿童“不易矫正的谬误的印象”,即使科学小说规避了这一问题,但还是童话“令人有阅读的兴致”。究其因,科幻文学并非儿童文学天然的属类。那种仅以接受的效果来判定文类归属的观点并不客观。


在启蒙或政治化语境中,科幻文学无法平衡“科学”与“文学”的关系,其重心在“科学”而非“文学”,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受制于科学知识的严谨性与有效性。一个显例是,陈鹤琴所编的《科学丛书》遭到了学界的批评,金星认为该丛书太注意科学原理的解释和实验,而忽略了内容的兴味性,让儿童难以接受。针对当时有儿童文学违背科学自然律的说法,朱友良予以反驳,他认为“猫狗说话”“鸦雀问答”确实不符合科学原理,但最要紧的问题是把握住“儿童文学”的“文学”本体。由于紧扣了“文学性”,儿童文学中那些看似与科学知识不符的地方也变得不足为怪了。


理解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元概念”,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将其视为“描述性”概念,二是将其理解为“结构性”概念。前者注重概念本体的自洽性,后者则强调概念内外的关系性。科幻文学姓“科”还是姓“文”的论争,如能从“描述性”概念延展至“结构性”体系中,问题就简单多了。这样就不再纠缠于概念的归属、身份问题,而是从儿童/成人的结构中来审思科幻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并将两者的关系置于整个文学与社会的结构中来考量,从而有助于将体制考察与精神阐释结合起来,在文学与社会“同构”框架内深入把握推动两种文学互动的“综合性力量”。



勾连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文体


从百年中国文学的语境看,混杂着政治想象和科学知识的科幻文学仅是“压抑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一旦撤去启蒙或政治的语境,其所发挥的作用就非常有限。“科学文艺”传入中国后,寓科学于文艺中,加入了浓厚的教育性、科普性色彩。高尔基高度重视科学文艺的政治效应,找准了科学与童话的结合点,呼吁“创作出以现代科学思想的要求和假设为根据的童话”。此后,科学童话等文体的译介有效地介入了中国本土创作的发展潮流中。


然而,“科学”与“童话”依然无法在儿童接受者那里取得平衡。要统摄科学知识的客观性与童话的幻想性并非易事。同样,如何借助童话的艺术手法将“科学”内涵传达给儿童也是困扰学界的难题。更突出的是,加入了科学色彩的童话与以虚构、幻想为主导的神话等文体发生了抵牾。茅盾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症结:由于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事实,儿童“不再相信神话中的事物起源的故事”。为了解决这种矛盾,他认为必须在历史与科学的实质上加上“文艺的外套”。于是,科学童话、科学诗、科学故事、科学幻想小说、科学小品等文体应运而生。不过,这些文体依然具有杂糅性,集结着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双重质素,依然需要解决两者如何配置的问题。



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为儿童创作的精神食粮,这就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两代人”的沟通与交流,“代际”间动态的话语转换也就成为儿童文学区别于一般文学之处。这样,儿童文学所内蕴的教化性与科幻文学的知识性就有了相通性。正因如此,陈伯吹从知识的传达角度来辨析儿童文学这一概念。他认为,一般文学只通过思想、形象来感染读者,而不传达科技知识,但儿童文学除了塑造形象外,还传授知识,这就是儿童文学大类中科学文艺作品的任务。借助上述文体混杂的艺术形式,科学文艺的科学性、文学性及政论性的内容得以在儿童中普及。


然而,科学童话等文体如果不能将科学知识内化在文学形式之中来传达,那么儿童也会厌弃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儿童文学非常重视教育儿童的功能,出现了“知识童话”这一独特的门类,其价值在于“帮助他们养成对自然界的正确观念,从而打下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初步基础”。知识童话向儿童传达科学知识的初衷与科学童话是一致的,即在启蒙的框架内探索童话的中国化与民族化的议题。但是,当知识性、思想性过剩时,知识童话的想象力就无法发挥,对于未来的想象也将趋于同质化。最终,这种丧失了文学性的知识童话也就无法实现科学知识的传达,这值得深刻反思。



重建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辩证关联


一旦放大科幻文学的教育性,其作为儿童文学的属性就容易被确认。这又回到了儿童文学的特殊性问题上,成人文学对于教育性并不作显明的要求,而儿童文学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儿童的“教育性”。关于科幻文学的性质,学界主要围绕其姓“科”还是姓“文”展开讨论。可见,科幻文学因杂糅科学和文学的多维特质,对其的界定不可避免地会因界说者的观念不同而众说纷纭。新时期,童恩正的科幻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这看似抹平了姓“科”还是姓“文”的沟壑,但评委会中依然存在“科幻小说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或“另一类题材”的争议。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高士其就提出了科幻文学的双重属性,他认为,在儿童科学读物的写作中既要将其看作科学普及工作的一部分,又要注意儿童科学读物的文艺性。抛开姓“科”还是姓“文”的问题,即使确定了在文学的范畴内来讨论科幻文学,也依然无法明确地廓清其归属于成人文学还是儿童文学的理论难题。



当科学的内容被注入“启蒙”“救国”等宏大议题,并将其纳入教育儿童的机制时,这种科幻文学就倾向于儿童科学文艺的范畴,属于儿童文学。叶永烈将科学文艺界定为“供少年儿童阅读的,属儿童文学范畴”,其理论逻辑正是基于科学文艺的教育使命。这一特点实际上与西方主流科幻文学有“偏离”,将科学文艺局限于科普写作的层面上,这显然窄化了科学文艺本有的疆域。然而,科学文艺的接受对象除了儿童,还可以是成人,科幻文学的“大众化”不是单向度的“儿童化”,笼统地将科幻文学或科学文艺归为儿童文学有失公允,必须予以区别与辨析。对此,葛红兵曾呼吁“不要把科幻文学的苗只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在他看来,科幻文学被归为儿童文学是导致其儿童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制约其发展的缘由。王泉根则与葛红兵观点不同,他认为,科幻文学的苗还只能种在儿童文学的土里,否则不但得不到发展,甚至连“生存权”都成问题。为了廓清这一问题,王泉根梳理了科幻文学发展受阻的历史语境,并论析了科幻文学“寄养”于儿童文学范畴的内在合理性。当然,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都是文类,两者内部文体间的混杂不可避免,但不能因此不进行门类界分、独立成类的尝试。


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都是文学类别,“文学性”是勾连两者的基本属性,但两者并不是从属关系,在历史行进的轨迹中拥有并不一致的演进曲线。因此,要重建中国儿童文学与科幻文学的关联,有必要立足百年中国现代发展的语境,寻绎两者基于文化与时代的同一性而融合的关节点。同时,在“民族性”与“世界性”关系中探究两者服务于儿童主体的旨趣,梳理其析离与融通的内外根由,为更好地育化“新人”提供新的方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文学语境下儿童文学发展史”(21&ZD257)阶段性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97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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