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两种文学的整体贯通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具有同源性。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受到现当代文学的话语支持与方法引领，但其并未丧失主体性。中国儿童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融合不仅延展了“人学”的内涵，而且刷新了百年中国文学深层的话语结构。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相似，中国儿童文学内在地包含了“文学现代化”的质素。中国儿童文学既受到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引导，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现当代文学思想、艺术形式的变革。两种文学有着“一体化”发展的特点，但中国儿童文学并不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附属部分，它鲜明的“儿童性”“文学性”彰明了其特有的精神品格。中国儿童文学是在百年中国文学所开创的“现代传统”中发生发展的，也是在世界儿童文学体系中逐渐开启“民族化”的发展道路的。

　　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并未从百年中国及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来考察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要么过分地强调外来力量的影响，制导了“非文学”的撰史逻辑，要么罔顾外在语境，导入了“纯文学”的自我封闭之境。对于与其具有相同历史语境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勾连的意识，缺乏在百年中国整体格局中区分、辩证和融通两种文学的思维。其后果是：看似守住了儿童文学的“主体性”，却因盲视两种文学的“一体性”而最终走向“自我本质主义”的误区。学界普遍存在的“低龄化”与“纯文学”的理论预设是将儿童文学挤入逼仄空间的文化根由。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与世界儿童文学的整体格局密切相关。但目前以“在世界儿童文学中”的视域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定位、性质与价值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难以对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互动作深入探究。

　　“主体性”：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的坚守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就是学科化的开始。为了摆脱寄生的境遇，中国儿童文学学科化有了脱逸新文学结构的内在冲动，体现出一种析离性：先驱者以“复演论”为理论武器，通过强化儿童与原始人的共同性来增强其与成人文学的差异性。以“不是成人文学”作为界定儿童文学的话语策略，其实质是设置了绝对化的“界限”，切断了儿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融通的可能性。从表面上看，这种分离有助于儿童文学主体性的确立。但以否弃“他者”来建构“自我”的界说方式，无异于削足适履，必然会抑制儿童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对话、沟通。其结果是在“发现了儿童文学”的同时也“孤立了儿童文学”，进而误入熊秉真所谓“破坏性措置”的理论怪圈中。

　　“分科立学”是重审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的重要方法与路径。由于学科的界分，中国儿童文学的特殊性是其获取学科性的基点。具体而论，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特性集中体现在“中国”“儿童”“文学”这三个关键词上。在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一体化互视时，“中国”是其共通点，共同指向“百年中国”这一特定范畴。两者一体化运行的基本原理是由共同背景知识所形塑的理论硬核，是一个整体性的知识化结构，而不是局部的、细处的理论构架。在《儿童的文学》中，周作人就从“儿童的”与“文学的”两面来概括儿童文学概念的独特性。在发生期，文学思想的深度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标尺，“儿童性”先于“文学性”是儿童文学生成的机制，这种机制既保障了儿童文学的现代特性，也造成了思想对于艺术形式的挤压。在此后不同的历史语境中，这一组关系依然如影随形，贯穿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历程之中。

　　百年视域下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观

　　“人的发现”是一种崭新的关于“人”的知识的建构，不仅是五四新文学发生的基点，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原点。其内在的逻辑是：唯有先承认“人”（“儿童”）的主体价值，才会产生“人的文学”（“儿童文学”）。从这一点看，五四新文学与儿童文学具有同源性。“人的发现”内含了“儿童的发现”，其之于百年中国文学及儿童文学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学”思想的现代变革上。从“人的文学”到“儿童文学”体现了启蒙知识分子基于“人学”系统的推演，从而将“人”的内涵扩充至成人与儿童“完全生命”的畛域，儿童文学的发生脱胎于五四新文学的整体话语体系。

　　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抗战文学，人的主题被切换为阶级主题、民族主题。左翼文学的现代性并未割裂五四新文学传统，两者都属于以启蒙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左翼文学“大众化”本身就包含了启蒙大众的旨趣。只不过语境转变后，启蒙的对象、范围、力度、方案发生了改变，不仅关注“个人”，更关注人与社会革命、人与民族国家的命运。在抗战语境下，“个人”“阶级”显得渺小，民族解放较之个人解放和阶级解放更为急迫，革命文学作家也迅速转向。“党派”与“政见”让位于“民族政治”及全民抗战伟业。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民族文学整体系统中被弱化，融入抗战文学的主潮中。在“儿童本位”向“民族本位”转型的过程中，儿童文学表现为一种现实型文学体系和文类秩序，其发展被烙上了时代印记。在此体系下，中国儿童文学在思想层面上更注重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在艺术层面上更注重“民族形式”的探索，赋予了“民族文学”极其鲜明的“中国”特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进入新阶段。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都被纳入国家体制，真正成为一种“国家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创了“人民的文学”新时代。“儿童”是“人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主义新人”的代名词。一旦被纳入教育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伟大工程，儿童文学就成为“人民事业”的一部分，其思想性、教育性就被最大限度地激活。由此，中国儿童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距离再次被拉近，都被统筹于“人民的文学”的大范畴内。

　　新时期文学的“重构”主要表现为重新理解人、人民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使命、作用，重新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的主体性”以“人的主体性”为基本前提演化而来。儿童文学界发出“儿童文学是文学”的呼吁，以一种同义反复的语言表述彰显了文学主体性的自律特质，集中表现出摆脱从属论、工具论的“去政治化”的美学诉求。此后的“文学向内转”“语言学转向”是上述文学去政治化的手段，也是产物。文学主体性的确立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文学迎来了新时期的繁荣。

　　1990年代的现代性话语是作为反思1980年代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的思想资源被引入的。相对于1980年代中国文学那种以颠覆与革新为主线的思想局限，1990年代中国社会的多元形态所呈现出的思想形态是前一阶段所掌握的思想方法无法解决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中国文学边缘化无法再启用“思想事件”来解决问题。这种边缘化的窘境既有整个社会文化生态的制导，也有知识分子的分化而衍生的文学认知。1980年代提出的“儿童文学回到文学”的方法已不适应1990年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逐渐被“儿童文学回到真正的儿童文学”取代。

　　进入新世纪，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已成为“世界文学”生产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全球华语文学创作的中心。在这种格局中，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有三个着力点：一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视野，二是世界文学与文化的格局，三是中外儿童文学交流与传播的空间。这三个着力点决定着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坐标，是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三维空间。新世纪中国文学不再是“追赶”式地融入世界文学，而是全球文学跨语言阅读的重要结构性要素。一种不是依靠“身份政治”优势，而是依靠本土经验的书写，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释放自信力的手段。面对童年文化、消费文化和媒介文化的相互作用，新世纪儿童文学从两个层面开启新探索。一方面呼吁立足中国本土现实情境来书写“中国式童年”。这种精神认同是儿童自我身份认同的核心，它通过文学方式隐喻地言说作为“中国人”应该是怎样的，即为儿童打好“精神的底子”。另一方面提升童年的文化含量，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去探究更阔远的未来文化图景及精神家园。这种探索深植于中国民族化的土壤，但主题是世界性的，精神是人类性的。

　　《社会科学报》总第1774期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