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胡丽娜:民间故事如何进行图画书再造?

发布时间:2020-10-15浏览次数:10


新世纪以来,原创图画书进入多元繁荣时期:有《安的种子》《团圆》等佳作,有《北冥有鱼》《宝儿》等源于文学经典的创作,有《斗年兽》《灶王爷》等表现民俗文化的用心之作,有《老鼠娶新娘》《耗子大爷在家吗》《月亮粑粑》等基于童谣和民间故事改编的创作。上述有着浓郁民族特色的图画书,从不同维度彰显了中华文化特质与魅力,是对图画书创作中国符码与情韵的积极探索。回溯中国图画书发展历程,传统文化资源一直是图画书创作极为倚重的内容来源。这种传统文化现代转换的自觉追求,在斩获凯迪克奖等重要图画书奖项的华裔创作者身上同样体现明显,如创作《狼婆婆》《七只瞎老鼠》的杨志成,创作《虎王子》《小莲》的陈江洪。因此,以图画书的这一现代艺术样式,生动有效地弘扬与传播中华文化,就成为中国图画书创作的独特风景。

    历史回眸:图画故事丛书

  五四以来,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十分重视对童谣、民间故事等传统文化资源的搜集和改编。周作人在《征求绍兴儿童童话启》开篇即提出:“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此后,他一直坚持倡导收集各地的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加以编订成为“儿童的书”。对民间故事、童谣的搜集整理成为发生期儿童文学建设的积极推动力。郭沫若将收集、创造和翻译视为建设儿童文学的三种方法。他认为童话、童谣中不乏真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儿童文学建设应充分重视对童谣的采集、批评和转化。魏寿镛、周侯予等理论建设者们也建议从民间口传、旧有书籍和各书局、学校出版的书籍、报刊等出版物中收集儿童文学材料,用“客观的标准”加一番审查功夫,或者摘取,或者修改。由此,童谣、民间故事等传统资源,自儿童文学萌生伊始,就深刻渗透其发展血脉。1909年孙毓修编撰出版的大型丛书《童话》,就有29种改编自中国历史故事。

  在儿童文学发生期,本土原创作品相对薄弱和匮乏,翻译作品大行其道的情形下,以现代观念对中国传统、民间资源进行改编,是彰显儿童文学本土化建设努力的重要手段。

  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转化亦成为中国图画书走向自觉的可行路径。图画故事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为当时儿童文学探索的重要品类。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各大出版机构都曾出版专门的图画故事丛书。这些图画故事创作在内容上明显倚重民间故事:“现在出版的图画故事取材于我国自己的民间故事似更多于外国。例如北新的《乞丐变乞丐》和商务的《两乞丐》,便都是取材于我国民间故事的。又北新的《黑熊上当》和商务的《好计策》就是取材于我国的‘老虎精’型故事(用钟敬文《中国民谭型式》的定名)。”(赵景深,《儿童图画故事论》)这些改编自民间故事的图画故事,开启了民间故事与图画书两种艺术的融合之旅,是图画书发展进程中的可贵印迹。只是,从现代意义图画书的艺术眼光来衡量,这些探索明显存在各种问题,如作者的署名只有编著者,没有绘图者的名字。同时在文图的关系上,插图是附属于文字的,“每面都有清晰的插图和简单的说明”。

1949年之后,图画故事的创作和出版纳入到低幼读物板块。杨永青、胡永凯、田原、詹同、温泉源等致力于传统丰饶资源的图画书转化。杨永青绘图的《吕洞宾赶羊造桥》、田原的《狼外婆》等都是经典之作。新时期以来,蔡皋、熊亮、周翔等在此领域继续垦拓,创作了《一园青菜成了精》《耗子大爷在家吗》《宝儿》《六月六晒龙袍》《百鸟羽衣》等系列作品。这些植根于中华悠久历史与文明,彰显中华文化特色的图画书成为全球化背景下凸显中国文化异质性的重要存在。

    文本改编的两种路径

  传统文化可以作为图画书创作的源泉,这个不争的事实背后包蕴着一个极为复杂的难题,即传统文化如何实现转化。传统文化本身是驳杂纷繁的大熔炉,从现代儿童本位论的立场审视之,并非传统文化的全部都适宜于儿童文学建设,这就势必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筛选,并进一步进行改编工作。

  所谓“改编”是英语rewrite的翻译语,它是指将民间文学、成人文学中具有童话和儿童文学因素的成人文学作品、所谓大众文学等,根据儿童文学的定义和条件改编而成的文学。根据现代儿童文学的定义和条件,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改编,是传统文化实现图画书转化的必经之路。放眼世

  界图画书创作谱系,民间故事、童谣向来是图画书创作的“源头活水”。斩获凯迪克奖的诸多作品就来源于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狼婆婆》《七只瞎老鼠》来源于中国民间故事,《世界第一傻瓜和他的飞船》来源于俄罗斯民间故事,《从前有一只老鼠》取材自印度五卷书,《约瑟夫有件旧外套》是意第绪(犹太语的一种)民谣,《晴朗的一天》则是古老的亚美尼亚民间故事。上述改编自民间故事的优秀图画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洞开了广阔而宏伟的艺术世界,同时在文本改编、图画呈现、形式创新等方面提供了积极的借鉴意义。

  有些图画书文本全盘移植传统资源,不做任何删改。蔡皋的《花木兰》完全挪用北朝民歌《木兰辞》,以厚重而晶莹的水粉画,在古朴雅致的画风中,找寻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某种平衡点,鲜活重现花木兰的英勇与温柔。周翔的《一园青菜成了精》,并未对这首北方童谣进行文本层面的改动,而是将重心放在绘画的表情达意上。书中人物形象皆脱胎于蔬菜造型,绘画风格夸张生动,粗犷热闹,与童谣文字相映成趣。

  这样沿用“原文”的创作相对较少,大多源自传统文化的图画书都经过现代语言的转换,如取材自《聊斋志异》的《宝儿》、取材自《搜神记》的《干将莫邪》。但传统资源的现代改编,仅在文本层面将文言转化为白话是不够的,关键是要用现代儿童观统摄、重述这些素材。《干将莫邪》故事曲折复杂,神奇的铸剑技艺与坚韧的复仇故事互相交织:干将莫邪的牺牲,楚王的残暴,赤鼻的复仇,壮士的侠义。如此悲怆惨烈,带有明显暴力血腥的内容是否适宜于图画书的改编,如果改编应抱以怎样的艺术观和价值观来进行,无疑是艰巨的考验。同样的暴力内容在《六月六晒龙袍》中也有出现,书中对皇帝施暴行,将覃垕的皮给剥掉的情景以及“快杀了他,剥了他的皮,去掉皮上的龙”等语言都未进行更妥帖地处理。再如杨永青绘图、石南撰文的八仙故事系列,如《张果老偷喝仙汤》中张果老偷喝仙汤,私塾先生设计抓捕人参娃娃等情节。姑且不论偷盗成仙作为世人模范是否合于道德,单就书中人参汤熬制的过程就很有疑义。杨永青的插画颇见功力,极具历史感和真实感,但正是这栩栩如生的绘画,文图结合的艺术效果,让读者面对人参汤的时候不由得生出某种“吃人”的不寒而栗的联想。此外,根据《西游记》改编的系列图画书《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大闹天宫》,以及《区寄杀贼》等,在语言、情节等方面都留着有违儿童接受的部分。为此,有出版社在保留杨永青绘图的基础上,邀请作家重新撰文,重述八仙的故事。这不得不说是民间故事图画书转化的一种进步。如何对民间故事驳杂多元的内容如何进行现代转换,改编成适宜于当下孩子接受的内容,是民间故事的图画书转化不可回避的话题。

  周翔的《一园青菜成了精》为童谣的图画书改编提供了典范样本。“出了城门往正东,一园青菜绿葱葱”,起始的文字给全书定了一个自然昂扬的基调。结尾处该文字再次出现,首尾呼应,朗朗上口,增强了童谣整体的韵律感。周翔加强了故事的趣味性,强化了文本的节奏和韵律,赋予童谣以新的内涵。如原本童谣中“绿头萝卜坐大殿,红头萝卜掌正宫”尽管是民间化的语言,但却透露着对权贵的尊崇,周翔将其修改为“绿头萝卜称大王,红头萝卜当娘娘”。“江南反了白莲藕,一封战表打进京”暗示了清末白莲教起义相关内容,周翔调整为“隔壁莲藕急了眼,一封战书打进园”,既弱化了政治隐射,又使叙事衔接更紧密。这并不是说,图画书创作一定得与政治内容隔绝。《铁丝网上的小花》这样写实的作品,还有《有色人种》等极富象征和隐喻的创作就是例证。历来童谣的发生与传播紧密关联着特定的时代背景。但时过境迁之后,童谣中所蕴含的一些内容已然不适宜于当下儿童理解,作家的相关修改就很有必要。

  文本改编中,结尾的处理具有格外的意义。蔡皋创作的《三个和尚》赋予了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以新的阐释。蔡皋认为,原来的故事体现的是人们对人性弱点的洞悉;但她认为,人与人不应该成为彼此的障碍,应该怀着朴素的心绪,发现生活中的美。抱着这样的理念,她将传统故事中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结尾予以调整,三个和尚一起努力找到了解决用水的好办法:“就地取材,劈开竹子,架起水槽,终于把水引到庙里来了。”有水喝的三个和尚眉开眼笑、欢喜异常。这样的反转结尾,更好地贴合了儿童文学书写美与善的轻逸美学。再如《月亮粑粑》童谣的主角是一个顽皮好吃犯了事的和尚。在主角的设定上,蔡皋将和尚替换为剃着和尚头的小子,着力表现该人物好奇、好尝试、好动和好创造。童谣中和尚犯事,“事又犯得恶,抓哒和尚砍脑壳”,作家智慧地将带有明显惩戒的情节,替换为“抓哒和尚敲栗壳”,不仅顺延了原有童谣的韵脚,而且传达出一种宽容、和善的童年观念。

  作为在民间流传、生生不息的资源,民间文学为了适应受众地域文化等不同需要,会产生许多不同版本,有不同的结尾处理。为此版本的选择、结尾的安排就充分体现出作家的儿童观、艺术理念。

  彭懿曾就中日两国《漏》文本的改动进行比较。较之于收录在《中国童话》中的《漏》原文,明天出版社版梁川改编的《漏》、东方娃娃版黄缨绘图的两个版本,在文字上有大刀阔斧地改动,删除了部分情节、描述地点的文字。这种一路做减法削减情节和文字的结果,使得对故事的理解必须倚赖图画,改编的整体思路在于改编为以图画取胜的图画书。不同于这种做减法的方式,日本濑田贞二改编的版本却将故事拉长,文字量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在不改变故事框架的基础上,改编者大幅度扩写了故事,增加了细节、对话、比喻、象声词,也即为了使图画书的故事读上去更好听,注重图画书的可读性,形成绘声绘色的讲述效果。彭懿认为,中国民间故事处理的追求是“看”,而日本改编者的追求是“听”。他并不对这两种处理方式进行优劣评判,“如何把一个民间故事改编成一本图画书,确实是一个难题。如果削减了文字,孩子们听到的,就不是一个原汁原味的故事。而如果一字不删,甚至是增加了文字,孩子们看到的,又确实不像是一本图画书。”他认为,两种改编方式都有存在的必要,只要孩子们喜欢。

  笔者以为,“看”还是“听”的艺术效果的考量,正是图画书创作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或者说优秀图画书应力求“看”与“听”的完美融合。文字的增补,听觉效果的达成关系着民间故事的传统韵味能否纯正地传递,文字的简略给图画以发挥空间,又关联着图画书的艺术特质。因此,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在文本改编层面很难给出一个标准。但图画书创作不同于单纯文字故事的最为重要的区别,还是在于文图之间的关系,这就涉及传统文化图画书转化的另一个重要话题,即图像的处理和形式的创新。

    创意为王:图像处理与形式创新

  图画书的创作要以创意为王,其创意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文字故事的创意,主要包括故事意蕴和叙述方式两个方面;第二是美术设计方面的创意,包括视觉、造型、色彩、构图、媒材等方面的创意;第三是文字与绘画关系方面的创意。图画书是一种视、听觉融合为一体的艺术。图画书的文、图之间就更需要形成紧密、和谐,相互生成的关系。传统文化为图画书的创作提供了丰饶的内容资源,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理应成为中国图画书发展的独特优势。以“创意为王”的要求来看,已出版的“故事中国”图画书、“中国记忆·传统节日图画书”、九色鹿绘本馆的系列绘本等,更多侧重内容资源的现代转换,即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故事意蕴,并在叙事方式等维度进行调整,而在美术设计和文图关系的创意方面开掘垦拓较少,而这也正是传统文化图画书转化的努力方向所在。

  新世纪之后,国内创作者将智慧与才情投入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积淀了不少佳作。如《老鼠娶新娘》很好地将童谣与民间故事融合,以热闹的童谣开头,丝丝入扣地讲述了老鼠嫁女的故事。在主线惊心动魄行进的同时,绘画者创造性地埋下了有意味的细节,穿插进诸多人物,生动描绘了人和鼠两个世界。《耗子大爷在家吗》兼及文本改编、绘画表现等多重创新。在原本问答体的童谣中,进一步强化童谣的节奏韵律感,加入打更的声音“梆,梆梆,一更呐”,淋漓尽致地铺展出闹腾欢愉的情境。原来的童谣有对群儿游戏的表现,但并不具备你来我往、斗智斗勇的动感和强度。周翔的改编围绕猫鼠斗这一核心内容展开,精彩描摹猫儿逮耗子的十八般武艺,耗子应对猫儿抓捕的计谋。作家的想像力赋予故事更紧凑有趣的内容。

  在图画传达方面,国内大多童谣创作都是一条主线贯穿,画面内容辅助或呼应文字情节,并未逸出文字内容而形成自成体系的故事。《耗子大爷在家吗》的创作则可作为浑然一体的画面叙事的典范。作者从环衬部分开始设计了电脑和作家的内容并贯穿故事始终。书中鼠标鼠聪慧能干,化解危机的关键任务都由它完成,但这一形象在文字内容中并未谈及,这是作者的“添加”。画家富有意味的用心,带有后现代的精心设计,赋予了这个传统童谣以多元的现代内核。《耗子大爷在家吗》在群像塑造、角色认同和辨识度处理方面也有积极尝试。最典型的是鼠标鼠的设计;此外作家还为其他老鼠设置了各异的外形和个性,如披风老鼠,戴眼镜的老鼠,拿着虫子的老鼠,挥洒眼泪的老鼠,瞌睡老鼠等。除却这几个形象之外,其他老鼠的个性相对模糊,辨识度和典型特性不明显。《七只瞎老鼠》为角色辨识度的处理提供了创作思路,该书将盲人摸象的行为分解为七只小老鼠。七只颜色的老鼠,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逐个摸索到大象的不同部位,再进行想像和描述。因此,域外图画书丰厚的艺术创作实践,也可成为国内图画书创作的积极借鉴。

  相对于文字与绘画维度的探索,基于民间故事和童谣改编的图画书在美术设计方面也有新发展。在开本的设计方面,取自庄子《逍遥游》的《北冥有鱼》,刘畅选用了长条形开本,更好地表现了磅礴的气势。以《年》为主题的图画书,朱慧颖编绘的版本采用手绘铅笔画、剪纸和立体工艺相融合的艺术手法,将传统与现代完美融合,体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未来出版社的《过年啦》则注重孩子阅读的互动参与,融合了翻翻、拉拉、信袋、立体等多种新巧的互动形式,书中设计了换装小游戏、立体动态红包、立体灯笼等,将传统故事融汇于孩子的互动游戏中。乐乐趣则将《大闹天宫》打造成厚重绚烂的立体书。这些形式方面的创新,显示出传统文化与图画书艺术结合的广阔空间。

  曾9次获得凯迪克奖的美国艺术家玛西娅·布朗(MarciaBrown)在媒材、色彩、构图等方面,为传统文化图画书转化提供启迪。布朗结合故事的不同主题和时代背景,尝试用不同的媒材与风格,如水粉、蜡笔、水彩、木版画等来探索民间故事表现形式,如《从前有一只老鼠》取材自印度的五卷书,形式上采用了木版画的形式,艺术呈现上以木纹理传达古老而经典的民间艺术韵味;棕绿、土黄、石榴红等颜色又赋予木版画以活泼的感觉。在英国故事《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该故事即孙毓修编译的《无猫国》)中,布朗运用了“麻胶版画的暗金色和黑色”来表现故事的硬朗。布朗凭借高超的表现技巧将各种媒材运用得出神入化,每一部作品都被赋予了独特的艺术生命,为民间故事的图画书转化开辟了广阔瑰丽的艺术空间。

  在形式创新方面,《爷爷一定有办法》和《约瑟夫有件旧外套》提供了一个民间故事的两种演绎方式。前者充分体现了图画书双线叙述的特点:一条线索是爷爷想办法不断改造男孩的外套,另一线索则是小老鼠一家利用碎片布料的生活片断。双线彼此独立又互相交织,极大丰富了图画书故事内蕴。这种处理方式在国内图画书创作中日渐增多。后者采用洞洞书的形式,利用翻页效果,把外套到夹克到背心等系列变化妙趣横生地呈现,水到渠成地点出主题:无中生有,创造故事。同时该书运用了拼贴的手法,将报纸新闻、犹太人画像等丰富性内容杂糅,组成丰富而多元的世界。《约瑟夫有件旧外套》等基于民间故事和童谣创作的图画书,为国内同类创作提供了形式创新的另一种方向,那就是洞洞书的形式。

  显然,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需要内外双重向度的合力。充分挖掘传统优势资源,进行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创新可谓内向向度;考察世界优秀图画书创作,汲取境外优秀创作经验和智慧则是外向向度。内外兼修,在古今转换、中外比较与对话中,方能推动传统文化的图画书转化的持续创新。

 原载于《中华读书报》2020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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