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吴翔宇:传统资源的创化与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确立

发布时间:2019-12-10浏览次数:10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文学现代化”的文学形态,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艺术形式都具有现代性的特质,其现代生成本身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范式的建构。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没有专为儿童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读物。尽管如此,传统资源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神话、传奇、民间故事、志怪小说、童谣、寓言等都蕴含着丰富的、可供转换的话语资源。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脱逸出了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展史的规律,而是呈现出先有域外资源的译介,才有中国本土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最后才有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特殊面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先驱者在充分汲取域外资源的同时,也没有盲视传统资源的合理性的部分,并将两种资源视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在中西文化的选择问题上,周作人就曾表示应该接受西方有用的资源,“造成新的活力”。但“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在他看来,科学理性的方法是以“遗传”的国民性为“素地”,内外合为一体,“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因而,“遗传之逐代增入异分子而不失其根本的性格”[1]。周氏的这一言论道出了中国儿童文学开创者的心声,体现了他从内外两个维度来思考创构中国儿童文学的思路。应该说,中国儿童文学化用传统资源时自觉地将中、西两种资源置于相互参照的平台上,找寻真正适合现代儿童接受的有益质素,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转型。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是现代思想的产物,其发生本源于“儿童的发现”。在现代性的框架中,中国传统资源之于“儿童”主体的确立往往是作为负性背景而存在的,甚至被视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生的对立面而屡遭批判。不同的是,域外资源中现代的儿童观以及独特的审美形态却契合了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而受到了中国儿童文学界的极大关注。然而,即便如此,两种资源并非绝缘,它们相互参照、相互作用,成为推动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主要动力,影响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在这里,两种资源的化用与创构,不仅是思维观念、语言形式的转换过程,而且是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与“本土化”的建构过程,两者共同参与了中国“儿童”的发现、儿童本位之儿童观的建立、中国儿童文学诞生、发展以及审美品性的形成的全过程,亦是中国儿童文学演进中对中国话语、中国立场的一种探索和落实,是带有意识形态建构兼顾文学生成,主动吸纳两种资源而融入世界儿童文学大潮的过程。

寻绎中国的“儿童”发展史,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儿童观”限制了儿童独立人格的形成,也影响了专为儿童创作的文学活动的开展,进而无法产生自觉为儿童的文学样态。直到“五四”时期,在“儿童的发现”的驱使下,“儿童的文学”才逐渐浮出历史表面,成为“人的文学”有机组成部分。与清末民初过于倚重域外资源不同的是,“五四”时期中国儿童文学在重视接受外国儿童文学资源的同时,还在传统资源的整理、本土儿童文学创作以及理论批评体系创构等方面都有兼顾。自此,中国儿童文学专注于文学现代化的诉求,它不再屈居于成人文学的话语体系内,而是单纯地指向全新的对象——“儿童”。这其中,崭新的儿童观的确立对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生成起到了立基的作用,随着“儿童本位”观念的推行,中国儿童文学以一种全新的思想和语言形态出场了,显示出与近代儿童文学“质”的差异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儿童文学”与“儿童”一样都是现代的概念,“从社会史方面说,儿童文学的发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2]

现代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驱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其核心内涵是把儿童当成“人”,而且把儿童当成“儿童”。这种儿童观显然迥异于中国古代将儿童视为“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3],儿童作为一种存在主体的价值被确认,儿童文学的“文学现代化”性质也就被确立下来了。借助于儿童学、文化人类学等理论,儿童文学先驱者致力于儿童与成人的“二分”,其目的是为了将儿童从成人主宰的话语体系中解脱出来。从表面上看,强调儿童与成人不同的文学需要,这有助于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立而自觉文学样态的生成。但是,由于这种绝对性的价值分割在确立儿童文学独立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成人文学的融通。这即是杜传坤所说的“儿童文学本身也参与了制造、强化和表现儿童与成人‘二分’的话语实践”[4]。显然,这种被拉大的儿童与成人的话语裂隙一方面为中国儿童文学获取合法性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制导了其与成人文学的隔离。

在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机制时,研究者往往将其归因于域外资源的作用,而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内在发展的诉求缺乏整体而系统的梳理。如前所述,中国古代没有自觉的儿童文学,因而中国儿童文学现代确立无需突破原有文学范式,而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艺术的创构。既然这种重建没有传统可借鉴,只能从域外借鉴与引入,于是,很多先觉者将目光转向本土之外的西方去寻找全新的理论武器。这样一来,域外儿童文学理论、方法、作品等资源经由翻译者的推介而涌入国人的视野之中。这种大胆的“拿来”,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扩充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知识和话语体系。与此同时,域外资源的援引、传播与接受也势必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制约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的进程,在新旧对立的话语体系中,传统资源必将面临价值的重新认定和话语建构的困境。然而,即便如此,中西话语也并非始终处于冲突或对立的状态,域外资源的传入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打捞传统资源的现代标尺,而传统资源的转换也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域外资源时增添了民族化的眼光。概而论之,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相互关联为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确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话语资源。因为持守着中国本土化、民族化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并未沦为西方儿童文学的附属形态。同样,因为本着世界化、现代性的眼光,中国儿童文学也逐渐走出传统的文学形态而具有了现代品格。

儿童有阅读儿童文学作品的需要,在接受文学读物的过程中,他们逐渐认识了自我与身外的世界和他人。可是要满足儿童认识世界和发挥其想象力的要求并非易事,茅盾就曾指出:“太历史性了,他们嫌枯燥;太科学的了,他们听不懂。必需在历史与科学的实质上加以文艺的外套,才能使儿童满足。”[5]对此,丰子恺也有同感,他认为科学的书,“所谈的大都是科学的枝末问题,离人生根本很远”,但文艺书“即使最普通的《唐诗三百首》、《白香词谱》等,也处处含有接触人生根本而耐人回味的字句”[6]。茅盾和丰子恺所言在当时儿童文学开创者那里非常具有代表性。传统资源中的确存在着诸多符合儿童身心发展需要的因子,但因附着过于厚重的成人色彩以及历史印记而无法直接转换为儿童文学作品,除了思想观念外,其语言形式、审美意蕴等方面也难以与儿童的现代育化、新人成长相匹配。因而,要想创构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范式有必要对传统资源进行整理、研究以及现代转换,使之适应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否则传统资源只能是固化的历史存在物而难以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获得全新的价值。

从发生学考察,中国儿童文学晚于中国新文学是不争的事实。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周作人在此领域的开创之功是毋庸置疑的。《儿童的文学》呼吁“热心人”投身于“研究”“修订”“翻译”“编撰”儿童读物中去中国儿童文学聚焦儿童开展创作等实践自此逐渐开展起来。周氏认为儿童的文学包含了“儿童性”与“文学性”两个相辅相成的层面。就“儿童性”而言,化用传统资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破除过于沉重的成人思想以及教化功用,真正回归于儿童这一主体的观照上。就“文学性”而论,化用传统资源则主要表现在文体、语言、叙事等艺术形式的现代变革上,使其真正为儿童喜闻乐见。从思想观念(“儿童性”)和艺术形式(“文学性”)两个层面来化用传统资源,符合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有效地介入了中国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当然,这种化用传统资源的方式和路径背后都有现代儿童观念的制导。而儿童观并非成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一种社会观念及思想形态的建构。基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成人创作者与儿童读者之间“代”的沟通与联系影响了儿童文学的生产,也制导着化用传统资源的出发点、过程及方法。中国古代社会将儿童视为“缩小的成人”与“成人的预备”,儿童的发展被框定于成人本位或家庭本位的系统内,这种儿童观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也无法真正驱动儿童文学观的现代变革。

事实上,一旦将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关联统合起来,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确立是夯实于现代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生成的基础上的。对于传统资源的合理性利用来说,没有中国儿童文学整体性、现代化的儿童观及儿童文学观的出场,传统资源的现代转换是不可能真正紧扣时代脉搏、开启古今推演的话语实践的,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质也无法得以确立。与中国古代“民间讲述”“蒙学接受”等途径来推广儿童读物不同,中国儿童文学专门围绕儿童来创作,或以儿童为书写对象,或以儿童视角来观照社会,创制了契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思想与审美范式,在对传统资源的创造性转换中动态地呈现出全新的价值理念和结构体系。

具体而论,中国儿童文学现代范式包括了思想现代化和语言现代化两个维度。这种范式的确立离不开内源性和外源性的合力推动。单纯地强调内源性资源或外源性资源的作用是无法真正切近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发生的事实的,客观公允的态度是将两者视为相互参照的“他者”,“在世界性与民族性两个向度辩证地审思其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发展”[22]中国儿童文学范式的创构除了在现代中国的视域中找寻“写什么”的命题外,还要重新确立中国儿童文学“怎样写”等关乎艺术形式美学问题。这其中,刻不容缓的任务是改变传统资源的语言表达方式,用现代白话文来重述和改编中国传统资源,使之成为现代儿童喜闻乐见的文学读物。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语言的现代化的重要使命就是言文一致,以浅易化、口语化的方式来创作适合儿童阅读和接受的文学作品。这种语言文字的变革,使得儿童读者在接受传统资源时必须纳入其日常思维习惯和审美意识的基础上来进行取舍,其意义远非工具性、形式上的,而是具有思想本体的价值。在《祖母的心》中,叶圣陶曾描写过儿童难以接近儿童读物的情形:《国文教科书》不比儿歌,没有流转和谐的声调,唱着唱着,只听得一个个艰涩而凝重的字音。两个孩子因为不容易唱,不免常常住口,指着书上的图画,折着书页的下角,或者注视着屋内的不论什么东西,忘了正在做功课[23]由此看来,语言的隔膜制造了思想传达的障碍,以浅白而有趣味的语言代替文言或文白夹杂的话语系统本身就意味着思想的现代变革。就传统资源的现代化用而言,立足于儿童主体的接受兴趣与期待视野,从传统资源中分解和发掘出合理的精神遗产,并用浅白而有趣的现代汉语表达出来,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创作者和理论批评者的共识。郑振铎推崇安徒生简易的如谈话似的文字[24],他认为这种“真朴而可爱的文体”更适合儿童文学及儿童个体,也便于传达明确的现代思想。而那种为儿童而“仿作小儿语”,其效果往往不乐观,诚如《演小儿语》的作者所感叹的那样,“言各有体,为诸生家则患其不文,为儿曹家则患其不俗。余为儿语而文,殊不近体;然刻意求为俗,弗能”[25]。当然,儿童文学语言的现代化所要求的口语化的特质,并不意味着低俗化,而是在传达思想现代化的高度上强调语言更加凸显儿童文学所具有的“儿童性”与“文学性”。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期,有不少外国儿童读物被译成了文言文。然而,文言文本身的抽象性、模糊性、互文性等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有碍于儿童的接受。针对陈家麟、陈大镫的译作《十之九》,周作人批评其“把小儿的语言,变成了大家的古文”[26]。对于这种把“小儿的言语”变成“大家的古文”的现象,鲁迅的观念与周作人如出一辙。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痼疾不仅来自于其思想,还根植于传统的语言和文体规范。“中国虽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27]可以说,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创生之初,学界是将语言的现代化置于与思想的现代化同等重要的地位来看待的。他们认为,如果不从根本上剔除语言带给儿童阅读的障碍,过滤陈旧思想附加于语言文字上的毒素,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在中国儿童文学范式创构的过程中,域外资源和传统资源是其必不可少的两种资源,两者互为他者,共同推动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从表面上看,作为一种外源性资源的西方儿童文学因其所蕴含的“现代”和“世界”的质素契合了现代中国启蒙的文化主潮,而受到很多学人的青睐和关注,这也致使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外源性。即便如此,中国儿童文学界也没有因此而丧失民族性和中国的本土立场,从传统资源中开掘有益于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故事和题材,并着力于传统资源朝着“儿童性”“文学性”以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这显然铸亮和重建了传统资源。在《研究民间传说歌谣的必要》中,胡愈之引用泰纳“人种”“环境”“时代”三要素来强调民族和文化的重要性:“文学家的思想和情感,常是民族的思想民族的情感的结晶。不能窥见民族精神的,不能代表民族思想的,便不能算作伟大的文学家。”为此,他认为要多搜集民间的信仰习俗歌谣故事,并对此进行研究才能真正窥测民族的思想和情感。他还指出,民间的神话、传说、歌谣、俗曲埋藏着极大的宝藏,却从来没有人发掘过。“我对于现在的创作所不满意的,便是太不真切,太缺乏民族的特殊性,要是大家对于民间的歌谣故事,有相当的注意,也许所得的创作成绩,更要好些。”[28]在读了朱天民编的《各省童谣集》后,周作人指出,“这童谣集的材料是可取的,不过用在学术方面,还须加以审慎的别择”,他援引西方童谣“指陈其事、融化新知”的特质来批评中国传统文学添加太多的教训,为此他指出:“用在儿童方面,则上面所说的注释都非抹去不可,不然我怕是得不偿失”[29]

从两种资源的交互关系来看,域外资源为传统资源的化用提供了“现代”标尺,有助于剔除中国传统儿童资源中陈旧的思想观念,提供可资借鉴的经典化的文本形态,将中国儿童文学带入世界儿童文学的大舞台中。与此同时,传统资源也为域外资源的内化提供了本土化的过滤机制,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展没有离弃中国情境和中华文明的文化血脉。概而论之,中国儿童文学界秉持着“现代化”与“民族性”的价值立场来区别、辩证地处理两种资源,正是基于世界性、现代化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被带入了世界儿童文学的潮流;也正是持守的民族性、本土化的立场,中国儿童文学也自觉融入了现代中国文学的格局之中。



            原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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