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吴翔宇: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机制与话语实践

发布时间:2018-12-01浏览次数:13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沈从文营构的“乡土中国”形象无疑是具有典型性的。沈从文书写和描摹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本源于其对于后发现代国家生存和发展的体验与思考,也由此赋予了“乡土中国”现代抒情的韵味和文化反思的双重内涵。正是因为深爱乡土,沈从文重构中国形象时会从自己熟谙的文化原乡开始着眼,同时,用寓言的方式呈示其艰难的现代化之旅,在具象的乡土中演绎中国的风云变幻。王德威曾将这种想象方式概括为“寓意的想象”[1]174,这种抽象的民族寓言对应的并非一部总体性的历史,而是充满着歧义与断裂的历史。显然,这种乡土中国的重构背后隐伏着沈从文独特的文化心理和复杂的思想渊源。而这种复杂多维的思想存在既深植于人类生命的哲学信仰系统,又指向现代中国的具体问题,也由此生成了沈从文乡土中国“抽象”与“具体”的文化内涵。

  

一、创伤体验:乡土想象的发生学机制

 

从创作的发生学考察,沈从文建构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与其独特的创伤体验是分不开的。在这里,“创伤”不止于肉体上的疼痛,而是某种精神性的伤痛,或者兼含身心而超越身心划分的存在意义上的伤痛。在《从文自传》《一个人的自白》等带有“自叙传”色彩的文章中,沈从文多次写到了“创伤”之于其创作的影响。在叙述自己的创伤时,他的表述和鲁迅《<呐喊>自序》中所述如出一辙:“有谁在旧军阀时代,未成年时由衰落过的旧家庭,转入到一个陌生杂牌部队,作过五年以上的小护兵司书的没有?若你们中有那么一个人,会说得出生活起始,将包含多少酸辛。这也是人生?就是人生。我就充分经验过这种人生。这里面包含了一片无从提及的痛苦现实。……我的生命并没有对困辱屈服。我总要想方法抵抗,不受这个传统力量和环境征服或压倒。”[2]9这种痛感既有来自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耻辱带给国人普遍的民族劣败感,也有“寓居都市的乡下人”错位的身份体验,它们凝聚成沈从文复杂而深邃的创作心理。从国家的层面上看,沈从文的焦虑和痛楚本源其向世界凝眸的识见,他曾这样追问:一切现存的坏处虽可以由历史上的人物书本饮食各种东西去负责但这个民族未来的存亡却必需由我们活到这地面上的人来负责的如今老年人好像已不能为后人思索年轻人又还会来为自己思索有知识有理性的中坚份子则大多数在不敢思索情形中鬼混下去这样一个国家纵想在地球上存在还配在地球上存在下去吗?”[3]204有了与外族比较的意识后,沈从文才会注目于“现代中国”的困境并寻求发展之策。有了都市体验的他在针砭利弊后确定要从湘西世界中找寻扩充民族活力、接续中国的现代传统的质素。由此开启了其“乡土中国”构想的文学道路:“我却只想就较小区域来写点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并鼓励他们来坚定信心在毁败的瓦砾堆上齐心将国家在一个新计划中重造。”[4]488

国家的危机与个人的疼痛是联系在一起的,生活在都市的沈从文不愿融入于都市文化圈,让他亲近的还是其熟悉的乡土,能慰藉和疗治其疼痛的也只有乡土。于是,乡土成为其想象中国的文化载体,而这种饱含古老而斑驳的文化记忆和具有地域民俗风情的文化特质也被赋予了赵园所说的“寓言品性”[5]140。当然,沈从文的疼痛感受并不会因为他拥有一个可以描摹的乡土而消解,他重构的“乡土中国”也并非虚幻的化外之境。在现代的侵入下,“神即自然”也逐渐蜕化。这并非沈氏所愿,但也是他始料未及的,这也反过来强化了作家的疼痛。对于这种深层次的疼痛感沈从文并不希望读者盲视,他道出了其隐藏创伤的深层根由: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不写’,都反应这种身心受过严重挫折的痕迹是无从用任何努力加以补救的。”[6]394于是,沈从文“乡土中国”爱与美的深层隐含的“美丽忧人”的感伤也就不足为怪了。关于这一点,他多次提醒读者不要忽略“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正是源于此。

面对一些读者和批评家认为他远离现实人生的质疑,沈从文表示出了自己的无奈,他认为这些人没有能从显性的和谐与自然中洞见其隐性的痛苦与创伤:部分读者可能但觉得别具一格离奇有趣’。只有少数相知亲友才能体会到近于出入地狱的沉重和辛酸。”[7]367这种疼痛弥散于他所营构出来的精巧故事之中,也使这些乡土中国故事烙上了历史、文化与现实的丰富印记。在这里,沈从文将个人的疼痛隐喻性地表达出来,同时也试图突破个体疼痛的隔离性限制,致力于将作家的疼痛体验和民族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使得这种疼痛体验具有了公共性而上升为民族国家的集体记忆。其文化机制即如论者所言:“创伤的执着及其选择性记忆和艺术性投射”构成了沈从文诗性智慧的“精神起源”[8]70-89。在这种精神起源的驱动下,“乡土中国”于沈氏而言是一个纠结着爱与恨的文化符号:一方面它是沈从文摆脱疼痛的想象性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又并非真正的乐园,理想和现实间的隔离与出入又反过来强化了沈从文的痛感。这种痛感体验的悖论成为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内源性的文化机制,制导着作家的想象方式、立场和路径。

沈从文的疼痛体验必然会对其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于“乡土中国”德性常态的追寻以及对此惘然若失的喟叹即是这种疼痛体验的显在表征。沈从文没有掩盖和隐藏这种由内而外或由外而内的疼痛,并将其化用为优美文字潜伏的历史或现实的印迹。于是,在沈从文的文本里就出现了“两个湘西”形象:一个是诗化的田园;另一个则是落后而世俗的废园。两者构成了相互拆解的张力关系,使得“乡土中国”出现了话语裂隙。在这里,生命与生活、现代与传统、乡村与都市的冲突集结为显隐的文化结构。

可以这样认为,沈从文书写“乡土中国”的文学实践与其自我身份的重新发现是同构的。由此也推衍出两组相互参照的话语系统:“乡土中国”与“现代中国”;“乡下人”和“都市人”。沈从文身份认同的焦虑导源于苗汉民族间的深层关系。在《我的小学教育》中,他指出:“在镇竿,……,是苗人占三分之一,外来迁入汉人占三分之二混合居住的。虽然多数苗子还住在城外,但风俗、性质,是几乎可以说已彼此同锡与铅样,融合成一锅后,彼此都同化了。”[9]261在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的对峙下,湘西被挤迫至“百年孤独”的边缘之境,生活在这里的乡民历代被鄙夷为“贪残难训”的土蛮和苗蛮,只有当统治者欲扩张其权力时,才将他们作为讨伐和征服的对象纳入视野。无论在时间中,还是在空间上,他们的生存都处于一种远离中心的状态。这是当时湘西的生存状况,也内隐了作家的身份焦虑和生存危机。

寻绎沈从文的自叙传小说和日记不难发现,沈从文尽管寓居于都市,但他内心却始终放不下都市之外的乡土,即便他是一个以写作、教书为业的城里人,但他还是将价值天平倾向于城市之外的乡土。当他持守着一种“异乡人”的身份打量都市时,他发现自己与其置身的环境格格不入,“生活在别处”的痛楚始终如影随形地纠缠着沈从文。他这样说过:“我的世界总仍然是龙朱》、《夫妇》、《参军等等我太熟悉那些与都市相远的事情了我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情太多日下所处的世界同我却远离了我总觉得我是从农村培育出来的人到这不相称的空气里不会过日子无一样性情适合于都市这一时代的规则缺处总不能满足这不调和的冲突使我苦恼到死为止我这时就仿佛看到我的一部分生命的腐烂。”[10]63沈从文发现了自己对于都市文明的“不感冒”和“不适应”,都市文明也正一步步吞噬着其原有的精神品质:“你们给我的诚实,勇敢,热情,血质的遗传,到如今,向前证实的特性机能已荡然无存,生的光荣早随你们已死去了皮面的生活常使我感到悲恸,内在的生活又使我感到消沉我不能信仰一切,也缺少自信的勇气”[11]323。对于这种错位的人生,他将其归结为“楚人血液”赋予的不可避免的“命定的悲剧性”[12]37。当这个“乡下人”以“边缘地域”的身份步入都市“中心地带”时,异质文化的排斥性使沈从文出现种种“文化过敏”,“地域边缘”转换为“文化边缘”。同时,作为都市的“乡土过客”,沈从文自身的文化素质与修养使他在大都市中有强烈的自卑心理,不是社会将他推到边缘的位置,而是他自身主动地退至远离中心的位置。

尽管沈从文心念乡土,但是在都市摸爬滚打的人生经历却让他再也难以回到乡土,这对于他而言无疑是最大的痛苦。对于沈从文而言,一旦离开了原乡进入都市,他就处于漂泊的状态,既无法融入都市,同时也再难回乡。这种“吾丧我”的双重隔离状态始终折磨着作家敏感的心灵。这正如他所说:“我的生活比较复杂,虽来自民间,却因为到都市一久,如同迷失了方向,再也回不了原来那个乡下”[13]163。他两次重返湘西,却再也找不到记忆中那个乡土了:“只因为十多年不再到这条河上,一切极生疏了[14]223。他终于明白,“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15]10。正是基于对乡土复杂的情感变化和观照姿态,沈从文的“乡土中国”书写才没有陷入原乡神话盲目推崇的窠臼中,反而为其添生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反思力度。

这种自我疏离的身份认知,让沈从文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现代知识分子有了更加深层次的反思。在他的意识中,知识分子在现代教育之中理性增强了,但却缺失了“怕”和“羞”的情感。在他看来,中国古代因鬼神迷信与性的禁忌,国人“怕”和“羞”的情感相对内敛,在近乎麻木的状态下丧失了痛感,进而取消了反抗的品格。为此,他主张重新植入这种国民品格:“正在帝争我明为,究等于沉默,我沉默读书人之中,能重文学起他们感”[15]21。有了痛感,人才会去不断地反思自己、超越自我,进而反抗来自外界的刺激和压制。对于沈从文而言,都市生活带给他最大的困扰不是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异己感和陌生感,而是久居都市后的麻木感,即他所说的“感情瘫痪”:“听各样市声,听算命的打小锣,听卖萝卜的喊叫,听汽车的喇叭,听隔院吹箫,不单没有一件事能使我爱听,且没有使我真感到不爱听的嫌恶。从声音上知道这世界上不拘在何处还是活的,独这脑,同这一颗心,打针以后似的痹麻着,感情瘫痪了。”[16]3在这里,沈从文痛感自己鲜活生命被囚禁,而这种感性的缺失必然会带来理性秩序的混乱。他不仅要唤醒在都市麻木的自我,还要激活“老去民族”文化伟力,这也成为其重构“乡土中国”的基点。

  

二、风景的发现:“返乡旅行”照见“民族旅行”

 

毋庸置疑,“乡土中国”是沈从文基于中国情境而建构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质的形象。然而,“乡土中国”并非不证自明的,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发现才能真正认知的形象体。在费孝通看来,“乡土中国”的“发现”是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17]1换言之,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文明的介入,“乡土中国”在前文明阶段还是一个自足的文化系统,其落后、封闭、愚昧的乡土特性根本不被意识到,这也意味着乡村与都市的对立根本没有形成,两者价值层面的“中心”“边缘”的分立也无从说起,更不用谈及文明形态的差异了。直至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危机,城乡的这种混杂的状态才被外来他者的闯入而打破。正如冯友兰所说,清末中国的大变局彻底颠覆了“中国人的城里人底资格”,而成为了乡下人。这种变局也开启了“中国人重新认识城市与乡村的精神历程”。[18]248有了 “现代”“都市”“西方”这些作为他者的参照,沈从文“乡土中国”的建构才能在文化互视的语境中获取更为多维复杂的话语资源。

如前所述,“乡土中国”的真正发现有赖于现代性知识装置的确立,然而也正是这种现代性知识装置的存在让乡土又被置于遮蔽的状态下。在现代的话语体系中,乡土往往被想象成为落后、蛮荒、萧瑟的“前文明”状态。这种强势的现代话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乡土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性。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聚焦于湘西边地的人和事,必然会引领读者去认识和发现那个原本并不让人熟知的乡土风景。在这里,沈从文思想的复杂性却不限于充当一个“导游”的角色,而是要将乡土风景的发现视为一种现代性的认知装置,藉此探寻其民族主体性建构的方法和策略。这样一来,乡土作为风景的社会文化学价值就得以彰显,也即如美国学者米切尔所说的:“我们不是把风景看成一个供观看的物体或者供阅读的文本,而是一个过程,社会和主体性身份(subjective identities)通过这个过程形成。”[19]1概而论之,视觉性的风景表呈和主体性的文化建构是沈从文乡土风景发现的主体内容。

当然,想要实现对乡土中国风景的发现,必须要有作为内在于乡土情境的人才能真正感知,同时又要有跳出乡土自足圈子的“外在人”的凝视。没有前者无法真正进入乡土,而缺失后者则无法跳出乡土。具体而论,乡土风景的真正发现有赖于祛除本地人对乡土的漠视和外面人对乡土的误读。从内在于乡土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对于乡土的理解超越了居住在湘西的普通乡民。即使生活在都市,他依然持守着“一点愚人的真”[20]399以及“心性的不加雕琢的公布”[21]418我从二十岁起先后转入几个大都市生活经过整整半个世纪表面上我仿佛完全变了事实上却依然活在我顽童时代生活留给我的无比深刻的印象中”[22]408正是这种将自我融入乡土的情怀和意识让沈从文能成为一个通晓乡土风景的“内在人”。乡土中国的人伦关系、社会结构、风俗民情、生活样态于他早已化为其生命的一部分。在以“乡下人”“乡巴佬”“乡下人气质”定位自己时,沈从文塑造诸多居住在湘西边地的“我那地方的人”与“下等人”,譬如纤夫、脚夫、土匪、山民、马夫、染坊工人、木匠、制铁工人等。在沈从文笔下,他们是自然的符号,是“神性尚存”的自然人,对他们的描摹与礼赞实际上是作家“乡下人”定位的一种确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沈从文就与湘西本地人没有差异。在一些带有自叙传的文字里,我们能读到他与本地“乡巴佬”并不一致的叙述口吻:“学校有几个乡下来的同学,身体壮大异常,便有人想出好主意,提议要这些乡下人装成马匹,让较小的同学跨到马背上去,同另一匹马上另一员勇将来作战”,“我常常设计把这些人马调度得十分如法,他们服从我的编排,比一匹真马还驯服规矩。”[23]276进入军队当兵后,很长时间的文书身份也让他与那些半军半匪的“大兵”有较大的隔膜,甚至他还觉得自己优于其他人。刚进部队,他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兵士可以自由外出,有的却不可以随便出入,“照我想来则大约系城里人可以外出,乡下人可以外出却不敢外出。”然而他马上又写道,“我记得我的出门是不受任何限制的”[24]299。与其说沈从文是“乡下人”的代言人,不如说他更类似于一个往来于乡土与都市之间的“游走者”。多年侨寓都市的现实身份让他多了置身乡土外的审慎,就是这种“外在人”的视角让他也少了些当地人对于乡土风景的漠视。对此,他毫不讳言自己的这种复杂的心境:“我爱这种地方、这种人物。他们生活的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我同他们那么‘熟’——一个中国人对他们发生特别兴味,我以为我可以算第一位!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25]133有了这种出入乡土的思维和意识,沈从文对于乡土风景的发现才具有了他者的参照性。

一般而论,乡土风景发现离不开城乡之间的移位,正是因为沈从文行走城乡之间的人生经验和文学手笔,才给予他综合性、整体性地观照“乡土中国”的思维与视野。有了都市这一他者的参照,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不再是静态的幻景,而是在历史长河中动态的视景。从这种意义上说,“乡土”并非落后、愚昧、野蛮、根性的代名词,而是沈从文在都市文化的浸淫下产生的与乡村、乡民之间的某种精神血脉联系。乡土的优劣都不是在孤立的状态下生成的,而是始终和现代都市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城与乡的“互为借镜”的关系有效地将城乡统一起来了。其作用诚如凌宇所言,沈从文的乡土视景因为加入了都市的因子,而使其乡土重构“逾越乡村界域而落脚于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最终归宿[26]18-24。在沈从文的意识中,乡土并非一成不变的,这种变动导源于现代中国社会进程的风云变幻,在“现代”介入乡土时,沈从文的“希腊小庙”理想面临着危机,在乡土乌托邦梦想破灭之际,沈从文在喟叹的同时也不忘重构“乡土中国”。这种构筑于“乡土中国”流变基础上的拯救扩充了其乡土想象的思维畛域。

由上可知,沈从文“返乡”书写为其乡土风景的发现提供了条件。在这里,“返乡”包含两层涵义:一是通过回忆性的表述来书写记忆中的故乡;二是身体力行地从城市返归乡村。就前者而言,沈从文田园牧歌式的湘西书写就是回忆性返乡的具体表现。在这个如梦幻般的乡土中国里,“与自然相契”的乡土处处演绎着人性至善的感人故事。这种过滤了乡土蒙昧的“前文明”样态显然是想“为高等人立一面镜子”,来照见都市人的文明病,以此确证其“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就后者而论,两次返乡之旅为作家重新重构乡土中国提供了创作的切实经验。1933年至1934年第一次重返故乡,沈从文的动机主要是“温习温习那地方给我的印象”[27]279,“翻阅一本用人事组成的历史”[28]301。于是,沿途的风景和人事成了作家搜寻过去记忆的线索。这一次对湘西的寻访和考察,沈从文感触最深的莫过于其与都市极大的反差,而这种反差恰与作家心中所想的极为相似,“我来了,是的,我仍然同从前一样的来了。我们全是原来的样子,真令人高兴”[29]247作家曾经那份传奇而冒险的人生经历在隔了十多年后重返故乡的那一刻被全部激活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次返乡就是现实的乡土和作家记忆中的乡土的一次次印证。1938年的第二次返乡与前一次返乡有较大的差异。湘西不再是一个纯然的文化符号,而成为反思的对象。作家以一个东道主的名义来描摹乡土,希望能廓清外乡人对湘西的种种误解和片面化的印象,“帮助他人对于湘西的认识”[30]329。在沈从文的笔下,回乡所遇的人和事已经和整个民族的现实联系于一体。尽管所描绘的乡土风景与过去“相去不远”,但其改变已不可避免。于是,看似是作家的一次个人性的旅行却照见了乡土中国的嬗递。显然,这种更注重自我灵魂之外的社会人生的反思,让其笔下的乡土中国形象更具立体感和时代感。

在沈从文这里,乡土风景的发现与民族性的发现具有同构性。在外人看来,沈从文笔下的乡土风景具有某种陌生而神秘的意味。因而沈从文要对乡土进行“去魅”,这种去魅既是从内而外的凝视风景的过程,也是由外而内地审思自我以及隐藏在乡土风景背后的民族主体的过程。在重构乡土中国时,沈从文除了开掘乡民的生命强力、自然人性等民族品格来供认观瞻外,他还将乡民和乡土文化的根性和盘托出。乡土文化制度的负面性和乡民沦为“自然分泌物”的状态也构成了乡土中国风景的有机部分。

有了上述乡土风景内在隐忧的发现,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中国才更具立体感,也为其思考民族国家的未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有感于“老去民族”存在的“哲学的贫困”与“营养不足”,沈从文认为要重建民族品德必须祛除根深蒂固的“臣仆的世故”。他提出,“要把依赖性看作十分可羞,把懒惰同身心衰弱看作极不道德。要有自信心,忍劳耐苦不在乎,对一切事皆有从死里求生的精神,对精神身体两不健康的病人狂人永远取不和作态度”。在他看来,独立人格需要“意志力”与“怀疑”精神,优良的民族精神与独立的个体品质的养成并非一撮而就,而在中国内忧外患的情境下更是难上加难,解决的方案唯有:“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12]40国家在忧患的情境下,想自强依然要靠“做人的气概”[13]350。因而,他强烈地呼吁人的“意志力”的出场,以此重建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

  

三、“重造经典”与“重构民族国家”的统合

 

当沈从文走出湘西,踏入北京之时,他心怀文学梦,希冀用文学来照亮国民的魂灵,他要“为现在的别人去设想,为未来的人类去设想”。[32]362沈从文以湘西“代言者”身份极力为湘西正名,目的不仅仅是为湘西“解蔽”“辟谬”“理惑”,他要藉此拓展到探索民族国家的未来发展的方向上去。沈从文并不是一个完全远离现实的造梦者,他重构的乡土中国也没有离弃现代中国的现实情境。作为一个作家,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学的社会功用性。曾 “希望做一个和十九世纪第一流短篇作者竟长短的选手”,其出发点是能写得比这一世纪高手更好代表国家出面比赛才真正有意义[33]366即使他自命为远离文化中心圈的“乡下人”,但他凝眸民族国家未来的思想从未改变过。

在与胡适的通信中,沈从文指出:“先生为新文学运动提倡者,一定明白自从五四以来中国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与青年思想三方面的变迁,受新文学影响到怎样程度,也一定明白这个东西在将来还可以如何影响到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他非常肯定胡适等新文化思想先驱利用文学思考中国前途命运的价值。在他看来,造就一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势在必行,其价值远在物质文明的改变与革新之上:“使中国产生一个新的文化,或再造一个新的国家,……在造就科学家以前,还必须如何先一点造就国民对于科学尊重的观念,以及国民坚忍结实的性格。”[34]208与其他现代作家无异,沈从文将文学视为参与现代社会进程的有效工具,并将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置于文学的想象世界,使文学的价值从“普通宣传品变为百年立国的经典”[35]296-297。他进一步指出:“一切经典的制作,不离乎文字,新的经典的形式,照近二十年来的社会习惯,又如何适宜于放在一个文字作品中,以便在广大读者群中唤起那个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并豁合这点精神于民族发展某种设计上。”[36]282正是这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使得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没有出离中国新文学想象中国的现代传统。

在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问题时,沈从文坦言,“五四”文学革命除了于“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有重要作用外,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其中所表现出来的否定怀疑精神“我们必承认明白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标志。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与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和愿望加以充分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37]297。而沈从文不太认同“五四”文学革命则是这种“理性过剩”以及否定泛滥的工具思维,他将其称为“文运的堕落”[38]80。沈从文一方面肯定了知识分子借助“文学”这一工具来凸显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建立与发扬,分析说来,就无不得力于工具的能得其用。”[39]133另一方面他也将知识分子精神的堕落同样归结于此,“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12]39沈从文认为这种倾向不可能产生文学经典,而经营这种文学的作家也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为此,他确立了重建“五四”精神的念头:“让我们来重新起始,在精神上一面保留‘五四’运动初期作家那点天真和勇敢,在阅历上加上这二十年来从社会变动文运得失讨得的经验,再好好来个二十年工作,看看这个民族的感情中,是不是还能撒播向上的种子,发芽和发酵,有个进步的明日。”[40]63

不言而喻,这种文学经典的重造与其重构乡土中国形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面对着乡土德性的消逝和“五四”文运堕落的局面,沈从文的方法是将文学经典的“重建”与乡土中国的“重造”并举。正是基于这种意识,沈从文没有机械式地对社会现实进行描摹,也没有摒弃文学的严肃性、思想性的本体诉求,转而关注那些没有被社会化的“前现代”的生命图景以及嬗变历程。沈从文从“文运的堕落”窥见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失落与弊病,他要通过重造文学经典来实现国家重造的努力:“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这是一个作家所能做的最实际的工作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被激活,成为“燃起这个民族被权势萎缩了的情感和财富压瘪扭曲了的理性[41]375。这其中,国民“人”精神的复位以及精神信仰的复苏是沈从文民族重造的重要维度。他说过:“我不是医生,不能乱开方子,但一个作者若同时还可以称为‘人性的治疗者’,我的意见值得你注意”[42]195在沈从文看来,文学是其作为“人性的治疗者”有效手段,这种无用之用的文学是建构主体想象的主导方式。在这种意义上,“文学的经典性,实际是将文学的位置提至思想的本位地位”[43]196。于是,文学的经典性与探寻民族国家的发展就有了内在的契合点。他认为文学是可以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塑造的途径,现代中国繁杂的文学运动并非个人意气之争,而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工具:“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12]39要重建现实秩序离不开文化的传播与言说,沈从文用文学之笔记录了乡土中国的现代演进过程中的苦痛与蜕变,他的文学创作试图寻找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向前发展的“文化母体”,而这种文化母体所蕴含的历史和现实都通过“乡土中国”的沉浮来表现。

在乡土中国的形构方面,鲁迅和沈从文的想象方式无疑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鲁迅笔下的乡土是“老中国”的缩影,阿Q、祥林嫂、孔乙己、单四嫂子、华老栓等人都是无法走出奴隶阴影的“老国民”。鲁迅以“悟己为奴”的启蒙心态去批判“老中国人”的永不悔改的奴性,也由此开创了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一种“新传统”[44]167-172。与鲁迅“挞丑”的乡土想象不同,沈从文以一种“掘美”的方式来打捞散落在乡土中的美好德性。他希望“可以从这口古井中,汲取新鲜透明的泉水”[45]206。由于笃信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46]493,沈从文主张用“清洁运动”来还原文学的自主性,这既是其所理解的文学经典的真实样式,也是其重构乡土中国时所本有的精神立场。在充分肯定文学经典之于“民族重造”价值的同时,沈从文也意识到文学本身的局限,它仅仅是作为一种“抒情”的工具: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说来,也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梦呓差不多少,对外实起不了什么作用的[47]535-536正是如此,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过程中始终夹杂着抽象的抒情和牧歌式的悲凉。他认同唯美派大师王尔德“叙述美而不真之事物,乃艺术之正务”[48]344的观点,主张从抽象而虚幻中构筑自己的文学梦想。也正是借助这种间离现实的虚构性,沈从文才得以践行其“希腊小庙”的文学理想,在抽象的层面上来重构“乡土中国”。

在讨论文学经典的问题时,沈从文提出了“时间”这一检验其是否为经典的标准:“文学还是文学作品公正的审判人是时间(从每个人生命中流过的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试验好的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一时间偶然侥幸迟早间终必消灭”[46]499他意识到,诗化的乡土中国不可能保持常态,在外在文明的侵蚀和内在文化的蜕变作用下,其裂变解体是不法抵抗的必然结果。而这一切的反思要在“时间考官”的检视下完成:“正因为我们背后还有一个无言者时间’,虽沉默却比较公正将清算一切作品也教育一切作家”[49]141;“我希望我的工作在历史上能负一点儿责任尽时间来陶冶给它证明什么应消灭什么宜存在”[50]7。显然,只有在流动的时间比照中,我们才能真正理性地辨析“乡土中国”的文化内质及所隐含的可能性的走向。正是基于“乡土中国”的这种变化,沈从文才将视角转向了对于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中来,从“过去”和“当前”的裂变处来洞见民族的“伟大处”和“堕落处”。

寻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沈从文屡遭批评家诟病的地方是与时代保持距离。确实,沈从文不满文学成为时代的附属品,其“向虚空凝眸”或“梦梦”的文学主张也的确让其文学创作规避了诸多社会现实的内容。但是如果以此判定沈从文的乡土想象缺乏现实关怀未免有些绝对。沈从文曾这样说过:“我作品中反映的那片小小土地上善良人民的贫穷苦难,也正是我国亿万人民在旧社会的缩影。”[51]408他的作品并不是对一个地域、一个民族“特例”的描摹,而是对于具有普遍意义和精神旨归的“乡土中国”的隐喻,这显然“超越了普通人习惯的心和眼”,其价值扩展于“认识一切现象,解释一切现象”[52]332那么,湘西能代表中国吗?当然不能,但沈从文没有停留在地方主义的狭小世界里,而是将其扩展于现代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这正如他所说:“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说不定它正和西南好些地方差不多。虽然这些现象的存在,战争一来都给淹没了,可是和这些类似的问题,也许会在别一地方发生。或者战争已完全净化了中国,然而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与‘当前’崭新的局面对照,似乎也很可以帮助我们对社会多有一点新的认识,即在战争中一个地方的进步的过程,必然也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的关系的重造。”[53]7他深谙“必须把湘西当成中国的湘西,才不至于出问题。”[54]385也正是如此,他笔下的湘西世界才是具有中国民族意蕴的乡土中国。

概而论之,有感于中国后发现代性的处境,为了“百年立国”的大计,沈从文力图从熟谙或想象的“湘西世界”里追索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质素,这种从边缘获取资源的乡土想象方式必然会赋予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双重的内涵:一方面浸润了浪漫抒情意味的乡土自然精神,另一方面则打上了喟叹乡土品德流失的牧歌基调。这种想象乡土中国的方式有效地勾联了乡土与都市的关系性和能动性,为整体性地审思现代中国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由此,沈从文的乡土中国书写也就没有离弃作家重构民族国家的文学传统,在时间的尺规中反思乡土资源的正负效应,从而开拓出其重构乡土中国的深厚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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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吉首大学学报》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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