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
 
 
吴翔宇: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史的研究述评

发布时间:2019-03-25浏览次数:37

在中国古代,没有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读物。相对封闭和有缺陷的“儿童观”扼杀了儿童的独立人格,蒙学教育本身的缺憾及中国古代的文体也都限制了儿童文学的出场,儿童文学在儿童培养中应有的作用与地位没有得到彰显。质言之,儿童文学并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文学,儿童文学生产、理论批评的开展及文学史写作并未获得现实基础。这一现状直到“五四”时期才有了实质性的突破。诚如茅盾所说:“‘儿童文学’这名称,始于‘五四’时代。”[1]随着五四时期“儿童”的“被发现”,专门为儿童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产生了,中国儿童文学也由此创生。从五四至今,中国儿童文学已走过百年的风雨历程。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创生之日起,它就显示育化新人的思想品格,其百年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这种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社会功能性使其没有离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自觉汇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未曾断流的文学传统,延传百年。

与百年中国成人文学创作与批评相比,“儿童文学”概念的提出、儿童文学研究是相对滞后的。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年)的发表无疑是有里程碑意义的,它第一次提出了“儿童文学”概念。此后,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及研究也逐渐展开,一些以“儿童文学”命名的著述也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魏寿镛与周侯予的《儿童文学概论》(1923年)、朱鼎元的《儿童文学概论》(1924年)、张圣瑜的《儿童文学研究》(1928年)、徐调孚的《儿童文学ABC》(1929年)、周作人的《儿童文学小论》(1932年)、陈伯吹的《儿童故事研究》(1932年)、赵侣青与徐迥千的《儿童文学研究》(1933年)、王人路的《儿童读物的研究》(1933年)、葛承训的《新儿童文学》(1933年)、吕伯攸的《儿童文学概论》(1934年)、钱畊华的《儿童文学》(1934年)、陈济成与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研究》(1934年)、仇重等人的《儿童读物研究》(1948年)等关于儿童文学的定义、分类、定位、教学方法的研究与思考的著述,以“历史在场”的方式构成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建构的提供了初步学理依据。

新中国成立以后,儿童文学成为儿童教育的重要理论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研究。陈伯吹的《儿童文学简论》(1957年),方纪生的《儿童文学试论》(1957年),蒋风的《中国儿童文学讲话》(1959年),贺宜的《散论儿童文学》(1960年),鲁兵的《教育儿童的文学》(1962年)以及各高校内部印发的《儿童文学参考资料》,延续了前述著述“何谓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分类”“儿童文学如何教学”等思路,在此基础上有意识地探讨儿童文学的源流等问题,这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学科建史奠定了基础,但尚无治史的自觉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重写文学史”的大潮下,儿童文学理论界也提出了“重写儿童文学史”的学术主张,开启了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宏大工程。当然,这种“重写儿童文学史”不可避免地要面临着来自现实语境、文献保存、研究传统以及自身批评精神等因素的阻滞。这一时期被视为“重写儿童文学史”开端性的论著是胡从经的《晚清儿童文学钩沉》(1982年),该著属于史料的“钩沉”,也有著者独特的眼光和识见,但“史”的特点不明显。应该说,直到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才真正自觉,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史是蒋风教授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该文学史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上都值得肯定,由于没有可参照的摹本,从选材到方法到框架均为首创,而且有史的贯通意识,呈现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大致轮廓与基本特点。可以说,该史著是具有填补空白的文学史价值的。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逐渐地形成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张香还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1988年)、张之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稿》(1993年)、陈子君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年)、蒋风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1991年)、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1992年)、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1992年)、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1993年)、孙建江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1995年)、蒋风与韩进合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史》(1998年)、王泉根的《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2000年)、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年)、张永健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5年)、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2009年)、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19161977)》(2013年)、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2018年)等,对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稳定格局的形成、儿童文学的学科门类的建构与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儿童文学”概念的提出到儿童文学史的书写,中国儿童文学学人筚路蓝缕、薪火相传,经过近百年的学术探索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逐渐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围绕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研究者在儿童文学史的书写、儿童文学思潮与流派的梳理、儿童文学创作的阐述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这些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时间层面的历史演进、空间层面的横向拓展和学理层面的学术史梳理等方面展开,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演进史研究提供了三种研究的路向。

 

一、纵向贯通:从源流上延展中国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畛域

 

文学史时间的纵向贯通不仅体现了文学史发展脉络的问题,而且也涉及到文学史的观念问题。对中国儿童文学起止范围、分期、划分阶段实质上反映了研究者在选择、阐释、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现象时所依据的理论原则,它涉及到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观念问题,即用怎样的儿童文学史观来定位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换言之,中国儿童文学史所关注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时间发生问题,也是处在时间中的特点的文学思想情感与艺术性的建构问题。具体论之,在“史”的维度上,研究者在如下三个层面展开了比较集中阐释与研究:

1.关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问题的讨论与研究

中国儿童文学的纵向贯通首先要讨论的是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的起点问题,它实质上关涉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性质及重构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大问题。这其中,一种说法是中国儿童文学是“古已有之”的。早在1914年,周作人在其《<古童话释义>引言》中就曾以“童话”为例,指出“中国虽古无童话之名然实固有成文之童话见晋唐小说特多归诸志怪之中莫为辨别耳”[2]。他进而从唐代酉阳杂俎·吴洞篇所载少女叶限故事是“灰姑娘”民间童话在中国的最早记录。王泉根的《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确是“古已有之”,并明确地提出“中国古代儿童文学”的说法,并指出晋人干宝《搜神记》里的《李寄》是“最值得称道的著名童话”[3]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提出了“古代儿童文学”“古代儿童文学读物”等说法[4]。同时,他意识到中国传统读物都不是“专门”为儿童所创作的自觉的儿童文学作品,它只是“史前期”的样态。

对于上述“古已有之”观点,有研究者以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来界定其性质,这样一来,类似于“中国古代儿童文学”之类的说法就不具有了合理性,因而被排拒出这一现代性装置之外。在《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2000年)一文中,朱自强指出:在人类的历史上,儿童作为儿童被发现,是在西方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才完成的划时代创举而没有儿童的发现作为前提,为儿童的儿童文学是不可能产生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与一般文学不同,它没有古代而只有现代,“如果说儿童文学有古代,就等于抹煞了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独特规律,这不符合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5]。针对朱自强所提出的,“古人的意识里没有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因此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建构’的‘观念’的儿童文学,所以中国古代是不存在儿童文学的观点[6],王泉根也并不认同,他撰文《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指出:“建构论”是从西方文论批发至中国的理论,只有建构观念的儿童文学才是儿童文学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提出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这一文学史概念,显然是基于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成熟后对自己身世起源的追溯,是一种后见之明的谱系的发明[7]

上述关于儿童文学起源讨论的意义并不旨在考察儿童文学究竟起源于哪个时期,也非儿童文学发生起点“前后移位”的问题,而是意在探究为什么有此“起源”。杜传坤在《现代性中的中国“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指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儿童文学究竟起源于“晚清”,还是“清末民初”,还是“五四”,关键的问题在于所有这些对“时期”理解的不同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计划”,即儿童文学史建构儿童意义的成人的自觉书写。不管哪一种起源说都承认:中国儿童文学到五四时期才成为“现代的”,在这些说法的背后,都有一种“现代性”的标准意识在支撑。在她看来,这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对儿童文学的发生造成了“遮蔽”,是从现代性的“内部”看儿童文学的现代性起源[8]。抛开理论的缠绕,当我们返归到历史现场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儿童接受文学的方式和阅读选择有其独特性,以那种对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应从文学发生学的角度来命意,而不是从本质主义的观念出发,从中国儿童文学“文学现代化”的性质中考察其现代发生的内外机制,这才是客观公允地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科学方法。

2.关于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分期与历史轮廓的勾勒

与其他文学史无异,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书写离不开“史”的发展脉络,于是,对中国儿童文学史分期的划分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很多研究者没有在文学史界标与历史界标之间的分歧进行太多的讨论,而是力图以“史”为线索,勾勒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

在这方面,何紫的《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试图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轮廓,第一次指出中国儿童文学有两个“黄金时期”:一是“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前夕,二是新中国开创的前十年[9]。该文主要主要从少年儿童刊物出版、各大书店竞出儿童丛书、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家和编译人才、儿童课本教材的新改革等方面来梳理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图景。1987年蒋风主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儿童文学史《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出版,无疑是有拓荒意义的。该著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史前足迹”“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1927-193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1937-1949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四个阶段。此后出版的多部儿童文学史著也多按此时间分期来展开史的论述。1991年,蒋风又出版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这是第一部“当代”儿童文学的史著。该著接续了儿童文学发展的百年历程,梳理了自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末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2007年,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基础上,蒋风将两书修订和合并为《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时间跨度为清末民初到20世纪末,这也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通史。蒋风的“儿童文学史”最大的特点是历史的贯通,对重要作家作品的论述细致而清晰,有史的线索,一些史料的开掘和提出都很有价值。当然,限于特点的历史语境,蒋风的儿童文学史著中也存在着用既定的“史观”来解读文本的现象。樊发稼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从“五四”到建国前夕、从建国到“新时期”两个阶段梳理了中国儿童文学艰难的现代化之旅,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中国儿童文学所呈现出的新面貌、新气象[10]。梅子涵以“转型”“代际”为关键词,试图建构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观”。方卫平的新著《中国儿童文学四十年》以亲历者和建构者的双重视角,对自1978年至2018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历程的一次系统性的梳理和勾勒。该著以“复出”作家、青年作家的创作为视点,探询了商业化、市场化视野下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新变,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儿童文学与体制、市场之间的关系。

3.视角前移,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置于古今融通的对话平台上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儿童文学,中国儿童文学创生于“五四”时期而非中国古代,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没有可供搜集和化用的内源性资源。在古今演变和融通的视野下审思传统资源的现代化转换实质上也从时间的维度上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畛域。在“儿童的发现”归并于“人的发现”时,儿童文学的发展获得了现代思想资源的支撑,在批评中国古代社会缺乏真正“为儿童”写作的读物及传统文化戕害儿童身心发展的伦理道德观念的同时,研究者也试图从传统资源中找寻推动中国儿童文学现代化演变的有益因子。

早在1909年,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发掘、整理工作就已启动。曾志忞对儿歌的研究与改编开了历史之先河。五四时期,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茅盾等人对传统儿童文学资源(如民间故事、神话、童谣、儿歌、寓言等)的整理利用是从中国儿童文学自身发展出发的,同时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困境,对传统儿童文学资源中的封建糟粕,特别是戕害儿童成长的观念予以极力地颠覆和批判。研究者将民族性和现代化的特点视为中国儿童文学两种重要的文化特质。李岳南的《谈民间传统儿歌的艺术特色和技巧》在肯定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可化用的基础上,提出民间传统儿歌在形式、体裁的多样化和寓知识教育于趣味性、娱乐性和形象性的艺术特点可为当前儿童文学创作提供“现活的样本”[11]。张占杰、周永超的《五四前后作家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阐释》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建设期,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阐释是在现代儿童文学理论视野下,对中国古代经典作品中儿童文学资源和民间文学中儿童文学资源的发掘整理,在“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关联中其理论成果和整理之后的各种形态的作品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12]

 

二、横向拓展:从多元文化的视角重构中国儿童文学的历史框架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自有其内在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度。研究者在重构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延展儿童文学内涵的宽度。这种“宽度”表现为建构起完备、丰富、开阔的文学史叙述,从中国儿童文学内在结构与外部世界两个维度来拓展其所能辐射的话语空间。

1.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扩充中国儿童文学内在文化构成

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聚焦点之一是“中国”。中国地大物博,孕育了多元丰富的地域文化。通过地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以及区域的人文因素的总结和概括,探究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的特质,业已成为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着眼,出现了一系列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儿童文学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汪习麒的《浙江籍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评论集》(1990年)、马力等的《东北儿童文学史》(1995年)、刘鸿渝的《云南儿童文学研究》(1996年)、彭斯远的《西南儿童文学作家作品论》(1998年)、金燕玉的《江苏儿童文学发展之回顾》(1999年)、董宏猷的《湖北儿童文学的上升势头》(1999年)、谢清风的《湖南儿童文学的湘军方阵》(2004年)、李凤杰的《陕西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与作品》(2004年)、哈斯巴拉等的《内蒙古儿童文学概论》(2002年)、张锦贻的《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2004年)、刘先平等的《安徽儿童文学发展论析》(2004年)、孙海浪的《江西新时期儿童文学综述》(2004年)、张中义的《河南儿童文学观察》(2004年)、陈子典的《广东当代儿童文学概论》(2005年)、彭斯远的《重庆儿童文学史》(2009年)、王泉的《儿童文学的文化坐标》(2007年)、李利芳的《中国西部儿童文学作家论》(2013年)等。这些论著以某一个特定区域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为研究重心,探究了地域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轨迹。显然,此类地域儿童文学史书写在重构整个中国儿童文学地图的作用不言而喻,但是其在勾连地域文化“远传统”与现代中国“近传统”方面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研究空间。

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空间探索上,文学史家还将视野拓展到了少数民族创作的儿童文学领地。少数民族儿童文学是中华文化、东方文明宝库中极重要的一个部分。民族儿童文学寄寓着各民族长辈们对新一代人的热切期盼和殷切希冀,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文化精粹自然地深藏其中。在历史前行、时代发展中,民族儿童文学就成为了民族文化的一种独特积淀和独特符号。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张锦贻。她著有《民族儿童文学新论》(2000年)、《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主题嬗变与创作衍变》(2000年)、《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2009年),主编作品集《中国少数民族儿童小说选》《中国少数民族儿童文学选(1949-1999)》《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民族儿童文学新论》《发展中的内蒙古儿童文学》,选编作品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故事精选》《中国民间童话·蒙古族》等。其研究将笔触带到了少数民族聚居的村落与荒原,开掘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独特的精神表征与艺术形态。此外,扎哇等人所编的《藏族儿童文学概论》(2005年)等主要聚焦少数民族儿童文学的“民族性”特征,将少数民族儿童、民族的心理素质与时代的发展趋势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丰富了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性、民俗性的品格。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儿童文学史空间拓展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港澳台地区,汇聚为“大中华”儿童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蒋风的《走向21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2002年)在对香港儿童文学作了历史考察后,还阐述了其现状,并对21世纪的香港儿童文学进行了展望。周蜜蜜主编的《香江儿梦话百年(20-50年代)》《香江儿梦话百年(60-90年代)》(1996年)对香港儿童文学的基本面貌进行了梳理,对作家作品“散点”的介绍也能透析香港儿童文学史的行进历程。陈国球的《香港文学大系(1919-1949)》(2014年)专设了“儿童文学卷”,收录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末在香港出版的儿童文学作品,涵盖理论、诗歌、童话、故事、戏剧、寓言及漫画,展示香港早期儿童文学发展的面貌。洪文琼的《台湾儿童文学史》(1994年)较清晰地梳理了台湾儿童文学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状况,对其中重要的作家作品也以专题的方式予以阐释,在史的维度上基本上能把握其发展的足迹。张永健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史》(2005年)专门设置了一个章节“台港澳的儿童文学”。以概述及作家作品分析的方法较为详细地梳理了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发展特征。遗憾的是,在勾勒港澳台儿童文学的发展状况时,著者未能将其纳入中国儿童文学整体发展的脉络当中去分析,造成了彼此分立、孤立的状况,还缺乏勾联彼此血脉联系的整体意识。

2.在跨文化的空间对话视野上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状貌

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离不开中外文化的对话,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就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发生的,而此后这种跨文化空间的交流虽有起伏,但从未中断过。基于此,学界学人在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也加入了中外文化的“互视”与“比较”的视野,试图将中国儿童文学带入到世界儿童文学的视界中来。韦苇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史概述》(1986年)是国内第一部关于世界儿童文学的史著,该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一般状貌,从十八世纪儿童文学的发生一直论述到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在叙述世界儿童文学史的过程中偶尔会加入了一些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讨论,但遗憾的是并未为“中国儿童文学”单独设立一个章节来论述。5年后,张美妮主编的《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1991年)弥补了韦苇没有将中国儿童文学纳入世界儿童文学版图的缺憾。该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为外国部分,分别介绍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35篇儿童文学作品。下卷为中国部分。该书对古今中外上千篇儿童文学名著,包括小说、童话、诗歌、散文、科学幻想作品等作品内容及作者生平,进行了简洁的介绍和精辟的评价。但是限于研究体例和方法,该史著没有梳理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脉络,也未能阐述和探析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关系。蒋风的《世界儿童文学事典》(1992年)是一部世界性儿童文学百科类辞书,涉及亚、欧、非、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六十个国家约一千三百五十位儿童文学作家,九百五十则世界儿童文学作品及形象,六十一个国家的儿童文学概括,一百八十一种各国儿童文学奖等。这些研究成果比较全面的展示了世界各国儿童文学发展情况,但是中外文学对话的意识还不强,也未能将中国儿童文学纳入世界儿童文学的范畴予以整体性的考量。

与韦苇、张美妮、蒋风以“概论”“事典”“词典”来展示世界儿童文学风貌不同,汤锐的《比较儿童文学初探》构筑在中外儿童文学比较的视域上。该著始终贯彻着“中西儿童文学的差异正是中西文化差异性的生动艺术体现”思路[13],整体性地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上来比较中外儿童文学,从童年经验、生存意识、群体与个体等理论方面展开比较。与汤锐文化的纵向延展不同的是,刘绪源的《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则集中于中外儿童文学共性的概括,提出了“爱的母题”“顽童的母题”“自然的母题”三大母题。在此共有的主题下,中外儿童文学被统摄于文化的普世性的范畴内,这种概括对儿童文学本体话语而言无疑是有价值的。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域外儿童文学资源的引入是密不可分的,西方的儿童文学理论资源既包括儿童教育学和心理学理论,也包括儿童社会学、儿童文化、儿童艺术等理论资源。班马的《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及儿童思维发展的理论运用于中国儿童文学的领地之中,提出了“儿童反儿童化”“儿童审美发生论”“前审美”“前艺术”等一系列关乎儿童文学审美艺术的观念。彭懿的《西方现代幻想文学论》可以算得上是最早将日本“幻想文学理论”引入中国的著作,该著以生动优美的诗化语言对欧美等国的现代幻想文学进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并对经典作家作品进介绍和评述。这本专著的意义并未止步于此,它还开启了21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空间,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界“大幻想文学”的浪潮。此外,杨义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以“翻译活动”为主线,对安徒生童话、拉封丹寓言、王尔德童话、格林兄弟童话、《阿丽思漫游奇镜记》等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在中国的译介过程予以深入开掘,将中国译介者的文化心理、接受机制与译介行为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来了。宋莉华的《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儿童文学的译介》考察了近代西方来华传教士译介儿童文学的历史及其文学和社会影响,揭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早期的复杂性和多元准备,并对传教士的儿童文学翻译展开文学社会学的研究。

外国儿童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主题的开辟,开拓了中国儿童文学的世界性视野,然而,对于外国儿童文学的广泛介绍并没有与中国儿童文学的海外传播保持同步,在西方“他者”与中国“自我”的关系网络中,传播与接受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两者之间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关于自我与他者的冲突、互动的问题,赵霞的《儿童文学:重新发现的难度与限度》[14]就曾指出,西方儿童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儿童文学自觉接受的话语资源的。但是,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西方影响时,西方儿童文学精神更容易在“理念的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的机体,而在“感性的层面”上进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时,则由于中国自身文学传统和特殊的时代生活的深刻影响,而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吴翔宇的《“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的机制、立场与路径》[15]认为,因为存在着“为成人”的现代性与“为儿童”的现代性的两歧,发生期儿童文学在接受域外资源时会出现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失序现象,进而在接受过程中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冲突,也生成了价值导向相异的译介群体及过滤策略。该文进而指出,对于这种现象的分析应置于中国情境及中国译介群体的内部构成中理性辨析,不可将域外资源的中国化视为“铁板一块”的中国化过程。

 

三、从文学史到学术史:从学理的层面多维度地研究中国儿童文学

 

前述两个方面的问题与现象集中反映了重构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新态势,体现了研究者试图重构更为完整而全面的文学史叙述,进而拓展儿童文学研究的视野,提升其影响的努力。但就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全局来考察,更为重要的是转向儿童文学的本体问题上来,提升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的学术含量。从世界儿童观念的变革来看,过去一百多年时间里,世界儿童观经历了被埋没、遮蔽到走向科学的曲折历程,中国的儿童观和儿童生存境遇也大致经历了与世界相似的进程,经历了从被湮没到被发现的曲折历程。现代儿童观的确立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价值标尺,也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提供了思想资源。就此研究来看,主要围绕如下议题展开论述:

1.关于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的讨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对于儿童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其中最大的突破点之一就是对“儿童”或“童年”作为儿童文学研究基点的确认。在这方面,方卫平的《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最具代表性。在他看来,成人童年的唤醒以及其对于儿童的预设是催生儿童文学的基本前提,确立了这个“逻辑起点”,儿童文学的定义和基本属性也就确立起来了[16]。儿童文学背后折射的成人“儿童观念”作为一种话语被很好地揭示出来了,而“儿童”一旦发现,一种适合其身心发展和需要的文学就产生了。但是遗憾的是,围绕“儿童观”或“童年观”的转变来整体探讨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演变的专著目前还没有。

前面提到,“儿童的发现”观念催生了“儿童文学”的产生,而儿童文学的发生也自觉融入了现代中国进程之中。强调儿童主体性的确立对儿童文学意义的生成逐渐成了学界研究的热点。在这方面,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1988年)最早提出该议题:“儿童文学承担着塑造未来民族性格的天职”。他认为,塑造未来民族的性格是新时期儿童文学“主题的核心”;“只有站在塑造未来民族性格这个高度上,儿童文学才有可能出现蕴涵深厚的历史内容、富有全新精神和具有强度力度的作品”[17]。王黎君的《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2009年)就是这一思路推导出的研究成果。在她看来,儿童的独立人格和精神现象并没有跟随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得到肯定和张扬,无视儿童的独立性是占据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漫长历史主流的儿童观念。近代以来儿童及儿童主体的发现为中国现代文学带来了诸多意义,儿童视角和儿童形象的文学表达体现了现代中国的独特文化生态[18]。基于儿童的新人身份以及凝眸中国的努力,儿童文学从其诞生时就具有了“想象中国”的社会使命感。吴翔宇的《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从中国儿童文学为什么想象中国、何以能想象中国、怎样想象中国、想象了怎样的中国形象、如何评价儿童文学想象中国的话语实践等问题展开专题论述,该著紧扣现代中国转型的背景,将发生期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价值品格和艺术审美等特性的建构过程深入地揭示出来了[19]

然而,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之间并非隶属关系,也绝非前者决定后者,或前者推导出后者的逻辑关系,在一定的时期可能会出现并不对位的关系。对于这种复杂的关系,李利芳的《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从“重群体的儿童教育观”和“重个体的儿童本位观”的内在张力来分析两者的关系[20]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则对其原因作了如下概论:儿童观属于文学范畴,儿童文学属于文学范畴,中间有一个转化过程,而这种转化可能会导致“初衷”的变异[21]。方卫平、赵霞的《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则从“重群体的儿童教育观”和“重个体的儿童本位观”的内在张力来分析两者的关系[22]

由儿童观与儿童文学之间不对等的关系而延伸出来的是“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讨论。“儿童文学”概念内含了成人作家与儿童读者之间的对话。对于成人作家而言,其开启与儿童对话的途径是成人自身童年的唤醒。由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无法复制性,成人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势必打上作家自身的印记,并且与所处时代语境紧密相关。这种成人“观念性童年”与儿童“实体性童年”的错位,致使儿童文学概念具有开放性和混杂性的特征。由此也引起了儿童文学是“写儿童”还是“为儿童”的讨论,与此相关的是“儿童视角”“写儿童”“回忆童年”的文学作品是否算是儿童文学的作品。早在1959年,贺宜的《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儿童化》就提出了有两种儿童文学:一种是儿童的儿童文学,另一种是成人的儿童文学。在他看来,真正的儿童文学“不在于刊载于成人的文艺刊物上还是刊载于儿童刊物上,也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印成了专供儿童阅读的单行本”,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些作品是不是对于儿童有用,是不是为儿童所喜欢”[23]。贺宜以“儿童化”来衡量文学作品是不是儿童文学的观念并未真正廓清儿童文学的概念,“儿童化”的标准很难从根本上区别“写儿童”与“为儿童”。对于这个问题,鲁兵的《我国儿童文学遗产的范围》沿着贺宜的思路往前推进。他首先指出儿童文学界存在着两种声音:一种是以作品是否写儿童为标准,写儿童的就是儿童文学,否则就不是儿童文学。另一种则以作品是否为儿童创作的为标准:为儿童创作的就是儿童文学,否则就不是儿童文学。在他看来,是否为儿童创作,这只能说明作家的动机,而我们是不能单纯从动机去判断效果的。一个作品是否属于儿童文学,只能从作品的本身去检验,这才是最可靠的办法。“一个作品是否属于儿童文学,就要看它是否具有儿童文学的特点”[24]。正是基于这两种共在的因素,使得一些中国儿童文学史著在选取儿童文学作品时不免陷入困境,导致文学史显得“繁杂有余”而“纯”度不足。

2.关于“本质论”与“建构论”的讨论

这一分歧关涉中国儿童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中国儿童文学到底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还是后天建构出来的概念?在对儿童文学概念的整体性把握后,一些研究者认为儿童文学是有本质的,这一本质以儿童主体为内核,确立了儿童主体,其艺术形式和审美追求也就确定下来了,其遵循的逻辑是从儿童的确立到儿童文学生成。关于儿童文学本质问题的讨论,杨实诚的《从儿童文艺的产生看儿童文艺的本质》是最早的理论文章,他指出,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出发考察儿童文学的本质其实反映了儿童与成人最为体己的内在需要,这和将自己塑造成什么人等外在社会功能并不构成直接对应关系,完全是指向儿童主体的创造性审美活动[25]。杨实诚的看法也得到了很多研究者的认可,儿童主体性的发现和确立成为研究者探究儿童文学主题及思想的重要维度。

受西方后现代派的影响,一些学者主张“建构论”,即是反对“本质论”的建构论,在他们看来一切都是文化的产物,而文化本身是由人建构的,所以就可以解构,也可以重构。有感于儿童文学研究界建构论越来越多,儿童文学没有审美本质等言论的虚无主义倾向,刘绪源以杜传坤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为例对此问题展开讨论,他指出如果推开本质论,摒弃儿童文学本质的文化积累,一味地强调儿童文学对于儿童的建构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26]。在他看来,儿童是第一性的,儿童文学是第二性的,儿童文学的产生是先有儿童,这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上,刘绪源慎作“建构”的批评文章之前,国内学者反本质论的声音一直存在。在对《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推介时,吴其南认为,进入新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领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革,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理论采取的视角是:对儿童文学的理解首先和主要是从社会、作家、成人出发的。不仅作品是成人、作家创作的,“儿童”“读者”、读者的兴趣、接受心理等也是作家创造的。概而言之,儿童文学理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儿童主体性建构的探讨”[27]。在《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吴其南进一步重审了其对过去儿童文学研究所持“本质论”的批评:“这种文学观、批评观不仅不能深入地理解文学,还使批评失去其独立的存在价值”[28]。对于上述反对“本质论”的建构论的言论,朱自强的《“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认为其把“世界”与“真理”弄混淆了,把“事实”和“观念”弄杂糅了,进而出现了对文学史的“事实”进行随意“建构”的倾向[29]。对于这场讨论,方卫平撰文《从“事件的历史”到“述说的历史”》认为其本源于儿童文学“事件的历史”与“述说的历史”之间内在张力,前者对应的是儿童文学史自在的、原生态的历史,而后者对应的是儿童文学被研究操控的主观的历史。认同前者则笃信本质论,而认同后者则滑向建构论[30]

3.关于“思想性”与“艺术性”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

强调“儿童”主体对于儿童文学创构的优先意义不可避免地制导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矛盾。自周作人《儿童的文学》(1920年)以“儿童的”和“文学的”两面来概括儿童文学始,前者因儿童本体的文化价值与时代发展的主潮契合而一度高扬,而后者则遭受冷遇。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现代日本文学的起源》曾以“颠倒的风景”来谈论“儿童”的被建构过程,在他看来,儿童只是儿童文学概念生成的一个方法论上的概念,并非实体性存在。对此,英国学者戴维·拉德的《理论的建立与理论:儿童文学该如何生存》也提出了“儿童既被建构的也能建构的”类似看法。儿童文学起源过程中“儿童性”的理论过剩,制约了“文学性”的阐发,这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和反思的又一课题。对此,在《早慧的年代——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一》中,方卫平将此概括为“早熟”[31]

由思想性与艺术性关系延伸出的是关于教育性与文学性的讨论。1962年,鲁兵提出的“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开启了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时代。新时期以来,林良从“文学性”与“教育性”两个维度来审思儿童文学的功能。在他看来,“我们不能承认缺乏‘文学性’的儿童文学创作是‘文学创作’,但是也不认为缺乏‘教育性’的儿童文学创作是适合儿童欣赏的。”[32]这为此后儿童文学界开始反省“教育工具论”提供了话语资源。周晓的《儿童文学札记二题》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文学,教育作用只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功能,要把儿童文学从狭隘的机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的灌输中解放出来”[33]。刘厚明认同周晓的儿童文学是文学的说法,他以“导思、染情、益智、添趣”作为儿童文学的功能[34],这实质上将儿童文学从工具性的单一价值指向中抽离出来了。之后,引发理论界关于儿童文学教育问题的讨论导源于陈伯吹的《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该文认为:“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的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35]。对于陈伯吹的这种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视为“纯洁性”的看法,方卫平和刘绪源先后发表文章与其商榷与争鸣。方卫平的《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并与陈伯吹先生商榷》在肯定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前提下,认为,“把教育作用当成我们儿童文学观念的出发点,在客观上造成了儿童文学自身品格的丧失。”[36]刘绪源的《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重申儿童文学的审美的重要性,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只能是审美”,“只有以审美作用为中介,文学的教育作用与认识作用才有可能实现”[37]。此后,沈虎根的《教育性——一种文学争议的剖析》、胡景芳的《写“自我”的效果不好》、李楚诚的《关于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问题》、鲁兵的《从“尊重儿童”说起》、亦古的《当代意识和历史眼光》、韦苇的《文学史如是说——我对儿童文学教育性和艺术性的思考》、汤锐的《教育性不是评论儿童文学的标准》等大约有二十篇文章讨论了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儿童”与“成人”两种话语关系也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讨论而延展的议题。班马的《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首倡要突破儿童文学缘由美学观念上的“自我封闭系统”,走向一种儿童与成人(社会)之间有机对话的双向结构[38]。在其后两部著作《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1990年)《前艺术思想——中国当代少年文学艺术论》(1996年)中,他提出了“成人—儿童”的交互主体性的观点,这其中“童年”是中介,在成人方面,这种交互主体性主要是体现在成人为儿童的“代言”和对儿童的“精神扮演”;在儿童方面则主要体现在“儿童反儿童化”,正准备以“告别童年”为目标的“成人仪式”。在班马的理论体系中,成人作为儿童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儿童作为儿童文学的接受主体,在交互主体性的运作上显示着两代的精神对话。此外,吴其南的《从系统结构看儿童文学的创作思维》(1986年)、杨实诚的《是奴隶,也是主宰》(1986年)、方卫平的《儿童文学本体观的倾斜及其重建》(1988年)、黄云生的《简论儿童文学创作的读者意识》(1988年)等文章都从不同角度论析了“成人—儿童”双逻辑支点的理论构架及实践的可行性与限度。这无疑对中国儿童文学建构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强化了其与中国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此后,关于“成人—儿童”结构关系的讨论还在继续。相对于班马理论体系的繁复,方卫平《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有关“成人—儿童”交互主体性的观念相对简单,即“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的交融性,儿童文学的本体是个由“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相互碰撞、融合而成的有机整体[39]。关于这一点,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在认同方卫平关于两种话语的碰撞,只不过她更强调这种交融化合的“圆满性”趋向[40]。张嘉骅的《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并不否定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分立,但他认为交融的前提是儿童主体和成人主体都是具有“裂隙”的主体。而正是这种并不完全封闭的对话才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更具开放性[41]。在承认成人与儿童两极区分的基础上,杜传坤的《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认为,儿童本位论建立在儿童与成人具有本质差异的二分式假设之上,儿童本位论批判的实质不是立场批判,不是批判“以谁”为本位,而是思维方式的批判[42]。在此基础上,儿童文学需要突破二元对立的现代性话语框架,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从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里走出来,走向问题,走向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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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启明:《<古童话释义>引言》,《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7号,19144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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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知识考古——论中国儿童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3期。

[7] 王泉根:《中国古代有儿童文学吗?》,《文艺报》2018720日。

[8] 杜传坤:《现代性中的中国“儿童话语”——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起源谈起》,《学前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

[9] 何紫:《中国儿童文学一百年》,《开卷》1980年第6号。

[10] 樊发稼:《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一个轮廓》,《资料与信息》1987年第11号。

[11] 李岳南:《谈民间传统儿歌的艺术特色和技巧》,《儿童文学研究》1981年第2期。

[12] 张占杰、周永超:《五四前后作家对中国传统儿童文学资源的现代阐释》,《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13]汤锐:《比较儿童文学初探》,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14] 赵霞:《儿童文学:重新发现的难度与限度》,《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15] 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接受外国资源的机制、立场与路径》,《学术月刊》2015年第9期。

[16] 方卫平:《童年:儿童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浙江师大学报》1990年第2期。

[17] 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页。

[18]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9] 吴翔宇:《五四儿童文学的中国想象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0]李利芳:《论中国现当代儿童文学中的儿童观》,《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

[21]杜传坤:《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8页。

[22] 方卫平、赵霞:《文化视角与童年立场——当代西方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文化批评》,《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23] 贺宜:《儿童文学创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儿童化》,《火花》1959年第6号。

[24] 鲁兵:《我国儿童文学遗产的范围》,《文汇报》1961719日。

[25] 杨实诚:《从儿童文艺的产生看儿童文艺的本质》,《求索》1986年第2期。

[26]刘绪源:《尊重“本质”,慎作“建构”》,《文艺报》201093日。

[27]吴其南:《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转折性变革:儿童本位创造儿童》,《中华读书报》2011127日。

[28] 吴其南:《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文化阐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29] 朱自强:《“反本质论”的学术后果——对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大问题的辨析》,《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0] 方卫平:《从“事件的历史”到“述说的历史”:关于重新发现中国儿童文学的一点思考》,《南方文坛》2012年第3期。

[31] 方卫平:《早慧的年代——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建设回眸之一》,《儿童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

[32] 林良:《儿童文学的“文学性”》,《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1)》,希望出版社2009年版,第666页。

[33] 周晓:《儿童文学札记二题》,《文艺报》1980年第6期。

[34] 刘厚明:《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

[35] 陈伯吹:《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解放日报》198764日。

[36] 方卫平:《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并与陈伯吹先生商榷》,《百家》1988年第3期。

[37] 刘绪源:《对一种传统的儿童文学观的批评》,《儿童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38] 班马:《对儿童文学整体结构的美学思考》,《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2)》,希望出版社2009年版,第670页。

[39]方卫平:《儿童文学的当代思考》,明天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页。

[40]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41] 马嘉骅:《儿童文学的童年想象》,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3页。

[42] 杜传坤:《转变立场还是思维方式?——再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本位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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